《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

                                     梁秋川

第二十七章（3）

 父亲与李学鳌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他们以及其他的好友身上都没有那种流传久远的“文人相轻”的陋习。他们之间相互探讨创作问题，相互征询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他们坦诚相见，心口如一。他们对好友在创作上取得的成绩，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对遇到的困难，不由自主地产生忧愁。

1971年1月7日，父亲收到李学鳌寄来的一份《光明日报》，那上面发表了他的一篇散文。看着报纸上李学鳌的文章，让父亲既高兴又羡慕。就在这一年的5月份，他们一起重新返回文学创作岗位，调入北京市文化局创作评论组。几个月后，他们又先后住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进行文学创作。

在出版社的那段日子里，父亲和李学鳌时常一起讨论各自的创作。在最初的时期，李学鳌总是显得犹犹豫豫，深入不进去，成了父亲的一个精神负担。父亲希望他能够写得顺利，内心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也要促他写成功！不久，李学鳌打开了思路，顺利地写下去了，父亲由衷的为他高兴。在以后的几年间，父亲和李学鳌、杨啸又相伴着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兴隆街招待所和承德避暑山庄进行写作。

父亲和李学鳌等好友间的关系是亲密融洽的，相处起来无拘无束、随便自在，有的时候还开一些略带孩子气的玩笑。

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父亲和杨啸等几个好友在家里聚会，李学鳌姗姗来迟。在等待他的时候，似乎是杨啸首先提议替他“创作”一首诗，于是几个人便你一言我一句地“凑”了起来，抄写在一个当时义利食品厂出产的“甜圆面包”的纸包装袋上；也许就是因为受了这个包装袋的启发，所有“诗句”都紧扣在“甜圆面包”这个主题上。“诗”的内容我至今还清晰的记着：“甜圆面包甜，甜圆面包圆；甜圆面包真甜，甜圆面包真圆。李学鳌作”。当李学鳌来后看到他的“佳作”时，笑得前仰后合，其他的人也都捧腹大笑，就像是几个天真的孩童。尽管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当时在场的也有许多人作古，但每当我回想起那时的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仍能感受到那种欢快、愉悦、亲密的气氛。

无论是对待成年人还是孩子，李学鳌都能自然而然显露出他的诚恳和热情。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到李家串门做客。聊天的时候，父亲总是高高兴兴的，但一吃起饭来，却老是让父亲感到“不满意”：李学鳌叔叔和他的爱人李淑英阿姨总是不停的询问我爱吃什么菜，让我多吃，并不住地给我布菜，使得父亲无法很好的与李学鳌“边吃边聊”。尽管父亲一再讲明我已经不小了，不会客气；而我也因常来常往，早就没有了生疏、害羞的感觉，但仍然回回如是。无奈的父亲只能戏言道：“一到吃饭的时候，李学鳌两口子就开始‘哆嗦’。”几十年过去了，我和李学鳌叔叔相处时的许多情景都还能清晰的在头脑中映现出来：他带着我到郊区看望正在那里写作的父亲；他带着我在节日里去游园；他和父亲带我一起到农村参观、采访。特别是坝上之行，更使我难以忘怀。那是1973年的夏季，应时任承德市委副书记翟向东的邀请，父亲与李学鳌、杨啸一同赴承德进行文学创作；学校放暑假后，我也到了那里。8月初，在翟向东的陪同下，我随着父亲等人到塞罕坝草原参观访问。我跟着他们采访了草原上的农牧民，参观了御道口牧场、塞罕坝林场和红山军马场等地。由于父亲接到北京市委让他速回北京的电话，不得不提前结束这次的坝上之行。在回程的路上，大雨后的山洪致使河水上涨，我们乘坐的汽车在河中央意外熄了火。由于我前几天因扁桃体发炎曾经发过烧，李学鳌叔叔怕我沾凉水而引起病情复发，就脱了鞋，卷起裤腿，把我一直背到了河岸上。

李学鳌的自尊心和荣誉感相当强，不能容忍有人对他名声的诋毁和玷污。在品德，在生活小节上，他对自己要求也十分严格，有时不免有些小心翼翼的拘谨。就在他拘谨起来的时候，也显露出一种可爱的纯真。这反倒使父亲增加了对他的崇敬之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李学鳌的肝部开始患病，尽管不传染，但他仍十分注意着每一个细节，注重着他人可能产生的感受。那个时候，他经常和一些朋友到我家里与父亲聊天做客，但每次来，他都不再用我家的杯子喝水，无论别人如何劝说解释，他都坚持着这一点；不管朋友间的谈兴多浓，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就要告辞。尽管被强行留住，但他总是在趁人不备的时候偷偷“溜走”。面对固执的李学鳌和他固执的行为，父亲只能无奈而又“生气”地说一句：“这个人！”

                                未完待续

  《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已由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