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第二十六章(5)
(2016-02-03 1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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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艳阳天
第二十六章(5)
在我们所收集到的父亲涉及百余人的信函中,致杨啸叔叔的信不仅是基本上完整保存下来的,也是开始通信时间最早,数量最多,几十年从未间断过的。
在“文*革”最激烈、最热闹的时期,人人自危,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揭发,或被“揪”出来,对他人当时的情况难于了解,更不可能及时了解,因而父亲同很多人的通信联系中断了。有时偶尔接到一两封信,因害怕给别人“招灾”,也怕给自己“惹祸”,就没敢回信。但父亲和杨啸叔叔的通信却始终未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以及关系密切的程度。
在一段时期里,有关父亲与杨啸叔叔那些书信的事情总是在我的心中上下翻腾,产生许多思绪,同时一串疑问也随之闪现出来:那些信件真是如大哥红野记忆中的,在那个特殊时期从内蒙“转移”到北京的吗?如果觉得这些信件有可能引出某些麻烦,完全可以在当地撕掉、烧毁,从而一劳永逸。在收集父亲信件的过程中,许多人都告知因种种原因,或遗失或销毁。杨啸叔叔为何偏偏要千里迢迢“转移”到北京呢?其中许多信件的抬头和落款,为什么没有用人们所熟知及惯用的“笔名”,而使用鲜为人知的“原名”?
我将这些疑问写在一封发给杨啸叔叔的电子邮件中,很快便收到了回复。杨啸叔叔告诉我:像父亲和他这样,从青年时代起直到老年,一直保持不间断通信这样的情况,是不多见的。这些信件,能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不容易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度他所在的伊克昭盟两派斗争十分激烈,他随时有被抄家的危险,便把多年来的日记和一些珍贵照片,全都忍痛烧掉了。但对父亲写给他的信件,却无论如何也舍不得烧掉。当时,父亲的情况比他那里要相对稳定些,不大会有被抄家的危险;于是,就把父亲写给他的信和一些别的认为珍贵的资料,趁一次出差的机会,都带到了北京,由父亲代为保存。他们互相通信时那些不同的称呼和落款,有时是因为感到这样更亲切;有时则是因为在那个年代,经常会发生信件被偷拆的事,一旦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不同的抬头和落款会使偷拆信的人不清楚是他们两人之间的通信。
看了杨啸叔叔的解答,使我产生许多联想,一些往事也渐渐地从我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我经常随父母到故乡去,姥爷家那靠北墙的一溜躺柜中,有几个是专门存放父亲的物品的。因为每次去,父亲都要在其中翻找,而母亲也曾亲口告诉过我,那里面存放的是我家的东西。等社会形势已经很稳定的时候,这些我不知道何时转移到乡下的物品,又陆续地被带回到北京城里。这些物品,主要是一些父亲珍藏的书籍和一捆捆的书信。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记忆,是因为那个时期每一次从老家回来,父亲都要跟我一起从信封上剪下我喜欢的邮票和推荐一些书籍让我看。我可以肯定,那一捆捆的书信中,一定包含着父亲与杨啸叔叔的那些往来信件。
也许是因为我的血管中仍流淌着农民的血液,仍保持着农民的“倔劲”和“轴劲”,每每对某件事情产生兴趣时,就一定要弄个清清楚楚、水落石出。当一个个疑问得到解答后,又一个问题从我的大脑中蹦了出来:既然杨啸叔叔如此珍惜这些信件,为何会忘记它们保存在何处呢?这个问题,我没有再向杨啸叔叔询问,因为在霎时,我自己想到了答案,而且肯定这个答案决不会错:当一个人藏匿一件珍爱的物品,如果隐藏的地点不很牢靠,那么就会日夜为之思虑,担心出现差错;如果对这个地点十分放心,感到万无一失的话,就不会再为它担忧。日久天长,甚至忘记了藏匿地。我想,杨啸叔叔一定是这样的,那些书信存放在父亲的手中,是他认为最安全、最保险的地方,无需再为它多虑。几十年过去了,只能依稀记得把它们珍藏了起来,却忘记了“地点”。
为了能将收集到的书信长久地保存下去,给研究者提供更加丰富、详实的资料,我们拟编印出版父亲的书信集。由于没有经验和忙乱,最初并没有想到请人作序。事情进行到一定程度,有人提出了这个建议。当我们决定接受时,写序之人也同时在心中确定:杨啸叔叔。我向杨啸叔叔提出了这个请求,并很“无理”的要求在3日内完成。杨啸叔叔放下了手中正在进行的工作,全力以赴写作,仅用不到两天的时间,便将序言完成。杨啸叔叔的序言写得朴实、真挚,其中的一句话给我的感触最深,也深有同感。对于给父亲的书信集作序,杨啸叔叔表示“我对此事义不容辞”。是的,确实义不容辞,因为他们之间有着保持了半个世纪的兄弟般的情谊。
父亲与杨啸叔叔这四百余封长达半个世纪的往来书信,既有着相当大的文学价值、史料价值,同时也是半个世纪兄弟情的一个有力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