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浩然在辉县真的见过郭小川吗？

梁秋川

近两年，一些朋友通过各种方式向我询问是否看过《大师的背影》一书，因为在这本书中描写了1975年浩然与郭小川在河南辉县相会的一些情况，有的朋友还给我发来相关的网址。

说句心里话，从网上看完相关的内容，心里有些不舒服。不舒服的原因，是对其描写真实性的强烈怀疑。

由于时间过去较久，具体的内容已经不能记得详细，只记得大概意思是：浩然到辉县参观，而当时郭小川也正在那里。当郭小川得知浩然来了后，心里极为不满，认为他是专门来调查自己的，因而四处躲避。当浩然在《大师的背影》一书的作者陪同下到住处看望他时，他始终绷着脸一语不发；浩然给他递过烟来也不抽。最后浩然只得自己点燃一支，抽了几口后尴尬地走了。

这本书是河南的某位作家所撰写，而浩然确曾与他相识。

1975年5月12日－29日，浩然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水华等人到河南省辉县、林县参观访问，准备撰写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在辉县的日子里，浩然与《大师的背影》一书的作者相识，并有所接触。浩然回到北京后，他的挚友杨啸因为同样的原因也前往辉县、林县访问。

在浩然当时的日记及和好友的通信里，没有查到他在辉县曾见过郭小川的任何记载，我也曾特意询问过杨啸叔叔，得到的回答是明确的：按照浩然与郭小川的关系，如果他们在辉县见过面，无论当时的情况如何，肯定会告诉自己的；而且说自己去的时候也没有听说过郭小川在那里。

对杨啸叔叔的话，我是绝对相信的，虽然他已经七十多岁，但记忆力比我这个五十来岁的人要强百倍。我这样说，并非凭空臆断，而是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写作《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一书之前及过程中，我与杨啸叔叔经常电话联系，询问他一些有关父亲浩然的事情。尽管很多事情都已经过去很久，杨啸叔叔有时也会说“大概”“好像”之类的话，但他所讲的事情，我都在后来查阅的文字资料中得到了印证，都是完全正确的。

浩然与郭小川虽然在年龄上有所差异，但却是很好的朋友。1959年，郭小川主动介绍浩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也没有断了联系和交往。文*化大革*命中，郭小川被迫离开了北京，但与浩然仍保持着联系，回到北京时，也主动找浩然见面。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写作任务重，社会活动多，浩然有时不会主动给郭小川写信，但接到他的信，都会很快回复，两个人的关系一直很好。两个人的具体交往，我已写在《父亲浩然与郭小川》一文中，只是因为还没有最后定稿，因而也就没有向报刊投寄。

我也在网上和书籍中查阅了郭小川的一些资料，关于在辉县的情况，也只是说他在最后的岁月里曾在辉县、林县参观访问过，而没有太具体的时间。

看了《大师的背影》中的有关内容，以及做了一些查证后，我基本上可以断定，那些描写是子虚乌有的，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却苦于找不出一条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这件事，这团疑问，不时的在受到一些外界的客观影响后从我的心头飘起。

今天，也就是2015年12月23日，我终于在网上找到了证明。

《南方周末》在不久前发表了郭小川之子郭小林的一篇文章《父亲郭小川之死》。在文章的最后，他是这样写的：“家父在河南的主要经历如下：1975年11月14日抵郑州；11月18日抵林县；11月25日-12月2日访辉县。12月2日返回林县住入第四招待所，其间去县医院检查，发现中期脑血管硬化症。年底参加城关公社整党活动(旁听)。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家父写作《痛悼敬爱的周总理》，1月中旬因病情加重，向中组部申请去洛阳治疗，不准。3月21日住林县医院。6月下旬出院，去林县宋家庄大队小住。7月2日于会泳把持的文化部侦知郭小川在林县，派员寻至宋家庄，迫我父亲交代“问题”，父亲躲入蚕场。县医院医生证实他病重，于7月4日再次住院，回绝了来人的追索。7月5日，为照顾父亲，我一家调来林县。10月1日，父亲与亲友登林县九龙山。10月12日，发生了父亲生气从林县去安阳的一幕，他打算在安阳治眼睛后，去郑州跟河南省主要领导刘建勋道别，即回北京。”

从郭小林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郭小川1975年11月14日抵郑州；11月18日抵林县；11月25日-12月2日访辉县。而此时，浩然从辉县回到北京已过了半年之久。

在这段话的另外一处，郭小林写道：1976年7月2日于会泳把持的文化部侦知郭小川在林县，派员寻至宋家庄，迫我父亲交代“问题”，父亲躲入蚕场。县医院医生证实他病重，于7月4日再次住院，回绝了来人的追索。不管这个“派员”当时是否见到郭小川，他绝对不会是浩然，因为浩然在整个七十年代，只去过一次辉县，也就是1975年5月12日－29日那一次。可见，《大师的背影》一书的作者不仅把时间记错了，而且把人物也记混了。

一切证据都说明：浩然在辉县根本就没有见到过郭小川。

写作“回忆文章”，特别是写别人，一定要把握住基本的事实。不知《大师的背影》一书的作者是否记有日记，如果没有，不查阅任何资料，仅凭着记忆和自己的想象就写出这样的文章，且如此经不起推敲验证，这说明了什么呢？缺乏起码的治学精神？或是他在有意地糊弄读者？如果有当时的日记，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写呢？

我不喜欢这样的“回忆文章”，无论所谓的评论家如何鼓吹，我都不会喜欢，因为它无论是对普通读者，还是对研究者，都毫无价值。

                         2015.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