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

                                     梁秋川

第二十四章（2）

 即便是不认识的普通人，父亲同样也会表示出相应的尊重。1979年夏季，我随父亲到东北长春，住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整日人来人往，十分的热闹，在大门口内的一侧摆放着一张长条桌，桌后坐着一个四五十岁男工作人员，大概专门负责来访人员登记一类的事情。由于整天进进出出招待所的人很多，可以说是经常的“络绎不绝”，如同城门口，所以最初的几日我并没有太注意到这个人，但是父亲每每经过他面前时总是谦和的向他微笑着点头示意。大概是他从衣着外表上看父亲既不像个编写剧本的作者，更不像个演员；也许是很少会有人向他主动微笑点头，因而每当父亲向他作出那样的表情和举止后，他都会把父亲叫住，询问父亲到招待所找谁，有什么事。父亲告诉他自己是这里住宿的客人后，仍被要求出示了住宿证。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几次之后，我不无得意的向父亲传授“经验”：“下次再经过他跟前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要理他，直接就往里走。你看他什么时候拦过我？”父亲听完我的话只是不置可否的微微一笑，但下次再经过那个看门人面前时，依旧是向他微笑着点头。于是，父亲就依然一次次的被拦住，一次次的被盘问，一次次的出示住宿证，直到我们离开长春。

在印象里，父亲从未对我讲过一句“要热爱劳动人民，要尊重劳动人民”的话，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和他的文学作品无声地对我进行着这样的长期熏陶。由于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加上农民后代血脉的遗传，我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种思维模式，并化为不自觉的行动。在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后，我就对来自农村的同学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跟其中的许多人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大学毕业后，无论工作单位怎样变动，职务如何升迁，我对从事一般岗位工作的同事也始终是坦诚相见，平等对待，从没产生过高低贵贱的想法。我不仅用我对他们的尊重，换来了他们对我的尊重，而且还获得一些额外的“实惠”和“好处”。比如领取办公用品，对其他人来说，是有时间规定的，而对我却没有这种限制。再比如到茶炉房打开水，烧茶炉的人会主动告诉我哪个茶炉的水碱多，哪个水碱少；如果赶上水还没有烧开，他一定会让我把暖瓶放下，而等水开后打满给我送来。这类一宗一件的小事，都使我深深地感到，你若想得到别人的尊敬，首先要学会尊敬别人。从中我也渐渐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能够得到那么多人的尊敬。

除了切身的感受外，我还从父亲留下的一些文字资料以及其他人用各种方式的描述里又了解到更多。在那些资料与描述中，所表述的大都是生活中的小事，虽细微却不乏感人之处。例如，由于家庭人口多而居所狭小，父亲不得不经常忍痛处理掉大量的报刊、书信以及手稿等资料，却将农村青年初学写作时的手稿完好地保存了18年之久，直到作为纪念品交还到作者本人手中；重访23年前曾下放劳动的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山东省昌乐，为了不惊扰那些感情至深的老乡亲，父亲在返京时特意选定了夜车，打算悄悄地离去；为了扶植业余作者，特别是农村文学青年，不仅热心指导他们的写作，而且细致入微地关心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等等。这些，无疑都在加深着我对父亲的了解，但另外一些鲜为人知的小事，却使这种了解更加深刻。

1974年7月，父亲到广东汕头采访、体验生活，其间偶遇一位从京郊平谷农村入伍的海军战士陈宝泉。虽是初识，更无深交，也许此生再不会谋面，但当这位战士提出父亲再到平谷，希望能去他家见见他的父母时，父亲爽快的答应了。回到北京后，父亲尽管杂事缠身，整日奔波忙碌，但对陈宝泉的承诺却始终记于心中。1975年3月21日，为了辅导业余作者的写作，父亲来到平谷县。第二天下午，便专程从县城来到记忆中陈宝泉家所在的村庄。可惜记错了地名，费尽周折也没有找到，只得无功而返。23日凌晨三时父亲便起床工作，一直忙到早上九点，又去寻找陈宝泉的家。这次终于找对了地方，但只见到了陈宝泉的弟弟。尽管从村里找到地里，甚至找到了公社，也没有寻见到他的父母。下午，父亲再次来到陈宝泉家，终于如愿以偿，兑现了自己对一个普通战士的承诺。

                                未完待续

  《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已由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