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

                                     梁秋川

第二十二章（3）

 1966年2月下旬，《艳阳天》电影摄制组的导演刘国权、副导演薛彦东、剧务怀兴及演员们先后到达北京，并赶到顺义县焦庄户体验生活。

根据长篇小说《艳阳天》第一卷改编的同名电影文学剧本在《电影文学》1965年10月号上发表后，收到几十封的读者来信，父亲从中得到许多启发。摄制组到达北京后，父亲、汤汝雁及两位导演几次研究讨论，对剧本又做了修改。好事多磨,1966年4月3日，父亲从汤汝雁那里得到一个让他担忧的消息，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多灾多难的电影剧本《艳阳天》，又遇到了灾难。文化部正在审，它的命运就在一句话了。”

1966年“五一”节前夕，父亲从“四清”工作地北京市怀柔县得田沟回到城内，得知了文化*部对《艳阳天》电影剧本的审查结果：将上中下三集合为一部片子。这一决定，使得电影剧本必须重新修改，而且工程量很大。于是，摄制组从乡间撤回，电影停拍。不久后，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的越来越热闹，多灾多难的电影《艳阳天》，没有逃脱停拍下马的最终结局。父亲为此付出的诸多心血又一次付诸东流。

事实证明，“从此，与电影绝交”也只能是父亲的一句气话。

在与汤汝雁的合作尚未正式启动前的1965年1月，珠江电影制片厂的萧慧琴就找到父亲，极力鼓动他将《老支书的传闻》改编为电影。最初，父亲是不太想干的；经过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多次“鼓动”，又有点犹豫不定。这件事对父亲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他最终没有经受住“诱惑”，答应了珠江电影制片厂的要求。

这个时期，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们正在进行整风运动，父亲便利用个别晚间没有会议的空闲时间，从1月13日开始，为珠江电影制片厂起草剧本大纲，到28日夜间近12时，草拟出题为《老支书高松山》的电影剧本。2月中旬，又利用会议的空隙时间，将剧本修改誊清后，寄往珠江电影制片厂。3月8日，父亲收到珠江电影制片厂打印好的电影剧本。随后，珠江电影制片厂给父亲发来电报，要派人到北京来谈剧本修改的问题。而此时，父亲已开始进行《艳阳天》第二卷的起草修改、第一卷农村版的删节工作，不得不拒绝了电影厂的要求。

    到了4月份，珠江电影制片厂还是派人专程到京，与父亲多次商谈剧本的修改。父亲因《艳阳天》二、三卷的起草、修改；《艳阳天》电影剧本的编写、拍摄；以及后来下乡参加紧张的“四*清”运动，已没有时间和心绪进行修改。就这样，一直拖延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此事就被完全搁置了。1973年3月16日，珠江电影制片厂的萧慧琴又一次找到父亲，要求继续修改电影剧本《老支书高松山》。再以后的事情便不得而知了。

    1965年10月26日，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杨金铭又找到父亲，希望他写一部电影剧本。1966年1月29日，杨金铭又“追”到父亲参加“四*清”运动的所在地——怀柔县得田沟，希望他将其短篇小说《争先靠后》改编为电影，并在得田沟住下“督战”。父亲利用参加运动的空闲和回京办事的机会，于2月6日起草完《争先靠后》的电影剧本。到2月中旬，根据北京电影制片厂提出的意见，父亲对剧本又做了几次修改，最后也因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而不了了之。

父亲与影视似乎有着不解之缘，在他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不断与之“交往”，但交往的过程却又总是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不论是他亲自执笔编写，还是由他人进行改编，他在其中都耗费了宝贵的创作时间，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但结果却总是不能尽如人意或付出了过大的代价。

1973年，《艳阳天》由著名导演林农执导，被长春电影制片厂再次改编并拍摄成电影，张连文、郭振清、马精武、浦克等著名演员在影片中饰演重要角色。影片上映后虽然受到广泛好评和欢迎，但在拍摄前后的整个过程中，困难重重、阻碍重重，受到许多的非议和挑剔，而且由于当时的氛围加之其他一些因素，影片的改编和拍摄质量都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电影《艳阳天》上映后，导演林农、孙羽一鼓作气，又把父亲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搬上银幕。电影《金光大道》仅拍摄完成了上、中两集，当拍摄中集时，林农因另有重要题材，改由孙羽独立执导。

                                未完待续

  《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已由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