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

                                     梁秋川

第二十二章（2）

   1964年2月13日是农历大年初一，父亲这一天收到海燕电影制片厂打印好的剧本后，马上进行修改，第三天就寄回电影厂。3月初，剧组的演职员范莱、王丹凤、师伟等二十余人到父亲的故乡蓟县农村体验生活，途径北京时给父亲带来严励修改过的剧本。正患着重感冒的父亲，挣扎着把剧本改了一遍。3月23日，父亲又赶到蓟县，与县里有关领导和部门继续交涉安排摄制组体验生活和拍摄的问题，随后到演职员们居住的小米庄同他们座谈剧本。由于意见纷纭，剧本的修改工作进行的很是艰苦。3月29日，父亲将最后改定的剧本交给导演后回到北京。

    1964年4月号的《电影文学》杂志上，刊登了最后还是定名为《朝霞红似火》的电影文学剧本。

    这部电影剧本，是在《艳阳天》第一卷第一稿交给出版社后，尚未进行修改的间隙创作的。对于小说原著来说，剧本有了很大的变化，曾将题目由《朝霞红似火》改为《山水恋》，或许就有因将原著中大炼钢铁的背景，改为兴修水利建水库的因素在内。不知是不是题目中的这个“恋”字，在当时的社会环境背景下有些“扎眼”，也不知是在后来多次修改中的哪一次，又将题目改回原来的《朝霞红似火》。

    父亲从蓟县回到北京后，以为这部影片的创作已经基本完成，可以按部就班的进入拍摄程序，只需静候佳音了。可是到了6月19日，正当他在西山八处满怀信心、情绪激昂的修改《艳阳天》第一卷并考虑第二卷的起草时，却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华东局某位部长一时心血来潮，看了《朝霞红似火》的剧本后，说这部影片是反映爱情故事的，不要拍了；上海海燕电影厂根据这位部长的“指示”，将拍摄工作停止，影片下马了。

    得知这个消息，让父亲十分意外和愤懑：既有如此大的生杀之权，为什么不早审查？浪费了多少人力财力！这种人，真拿别人的生命当儿戏！从此，与电影绝交！

父亲的愤懑和不满是可以理解的，这种事情摊到谁的头上恐怕也难以心平气和地接受，他在这个剧本上花费的时间、消耗的心血太多太多了。当然，“从此，与电影绝交”只是一句气话，现实情况也不允许他做到这一步。

    1963年6月3日下午，父亲第一次赴沪修改完《朝霞红似火》电影剧本回到北京，刚刚在家中坐定，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南吕与任彦芳就赶了来，约请他写电影剧本。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任彦芳、南吕为了写剧本的事又多次找到父亲。盛情难却的“逼迫”，以及父亲那为人随和、不愿让他人为难的性格，使他无法再拒绝，9月底时，答应在下个月为“长影厂”写出电影剧本提纲。由于单位、家庭以及创作上的各种琐事缠身，使得父亲根本无暇动笔来实现对“长影厂”的承诺。11月，“长影厂”的唐漠、刘国权、南吕、任彦芳等人又几次找到父亲，商谈剧本的写作问题。到1963年年底，父亲终于挤出时间，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写了《艳阳天》电影剧本的提纲。

1964年4月2日，父亲开始了紧张的《艳阳天》第一卷的修改工作。在几次修改的空隙中，与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汤汝雁进行了多次接触，商议《艳阳天》电影剧本的修改问题。但终因《艳阳天》第一卷的出版、第二、三卷的起草以及农村版的删节编写等工作，而使这件事情一直拖到了1965年的4月。

    在与汤汝雁多次研究后，父亲于1965年4月14日开始重新起草《艳阳天》电影剧本的大纲。到了23日，将剧本初稿交给了汤汝雁，几天后又将写好的歌词给了他。可能是当时必经的审查程序，汤汝雁将与父亲商议后的电影剧本修改稿送交给北京市委文艺处的王慧芹，并于5月11日携带剧本的初稿回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在此后的两个月里，“长影厂”的苏胡、南吕、李晓峰及汤汝雁几次来京，与父亲商谈剧本的修改问题。《艳阳天》第二卷改定后不几天，父亲便于7月21日随同汤汝雁一起来到长春，进行剧本的再次修改工作。在与汤汝雁及导演刘国权等人几番讨论、研究的基础上，父亲对剧本做了三次较大的修改，于8月中旬返回北京。

    剧本修改工作即将收尾时，父亲在长春曾与汤汝雁商议写“那匹马”的电影剧本。10月中旬，汤汝雁还专程到京找到刘白羽，想替父亲请假写该剧本，但没有得到批准。这个“那匹马”的电影剧本要反映什么主题，是怎样的故事情节，尽管目前还没有找到更详尽的记载，但根据既是父亲的挚友，彼此间十分熟识了解，又很熟悉电影创作的杨啸分析，“那匹马”应指的是父亲所著的短篇小说《一匹瘦红马》：这篇作品是父亲短篇小说中的精品，也是他所喜欢的；其故事情节，也适合于改编成电影。父亲与汤汝雁拟定的这次合作，因“文革”的开始而夭折。

                                未完待续

  《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已由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