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

                                     梁秋川

第二十二章（1）

与影视有着不解之缘，许多作品被改编，也亲自编写过剧本——费心耗力完成剧本创作，涉及爱情被领导指示下马，要与电影绝交——受政治因素影响，多部影片功亏一篑，留下遗憾——为农民，拍摄《苍生》电视剧，两年时间深陷其中。

在父亲众多的文学作品中，《艳阳天》、《金光大道》、《山水情》和《苍生》这四部不同时期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先后被改编拍摄成影视剧，搬上了银幕和荧屏。这四部影视剧虽不是父亲亲自执笔改编，但在改编与拍摄过程中，同样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许多人不知道，父亲在他一生的写作生涯中曾有过多次“触电”经历，亲自执笔编写了几部电影剧本。然而，这些剧本创作完成后，却最终都没有拍摄成，其中有些影片的摄制组已经组建，演员也到农村开始体验生活，却因种种原因中途下马，使影片的拍摄夭折。

1960年1月2日，父亲完成了根据其短篇小说《箭秆河边》改编的电影剧本，改题为《新春》。这部剧本，是应哪家电影厂之约创作，从何时开始改编，又因什么原因没有拍摄，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从现有的资料上看，这应当是父亲执笔创作的第一部电影剧本。

1960年1月23日，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创作》编辑部的杨金铭找到父亲，约他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写一部电影剧本；同年4月3日，电影学院导演教研室的一位同志也找到父亲，约写电影剧本。父亲是否应允了这两次写作之邀，以及有关的一些情况，同样由于没有资料详细记载，因而也就不得而知了。

1962年11月21日，父亲来到位于北京西郊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会见了著名演员张瑞芳的丈夫、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编剧严励。严励打算将父亲的短篇小说《蜜月》改编为电影剧本，会面的目的就是商谈这个问题。12月25日，父亲与严励再一次就改编电影剧本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1963年3月19日和4月4日，严励两次来到西山八处，与正在此地写作长篇小说《艳阳天》的父亲又进行了长谈。两个人在这几次会面中都谈论了些什么；严励是否仍将《蜜月》改编为电影剧本，现均已无从考证，只知道在最后一次长谈中，决定由父亲执笔，与严励合作将父亲的短篇小说《朝霞红似火》搬上银幕。

1963年4月5日，《艳阳天》第一卷脱出第一稿后，父亲经过短暂的思考，于4月10日开始着手改编短篇小说《朝霞红似火》，将电影剧本暂定名为《白玉兰》。第二天与严励简单商谈后，当晚便把剧本的架子搭完。4月16日开始正式起草，到18日完成，并写出两首插曲歌词。

创作这部电影剧本，父亲原打算写出一稿后便退出来，没想到一上“套”，便再也难以脱身。无奈之下，只得硬着头皮干到底了。

4月22日，父亲与看完剧本初稿的严励讨论了修改方案，并到当时在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领导、张瑞芳的妹夫陈荒煤家，听取他对剧本的意见。当月26日，父亲应严励之邀，同车南下赴上海修改剧本，被安排住在淮海饭店728号房间。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父亲与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的严励、徐桑楚、白桦、鲁靭等人讨论、研究电影剧本，制定出修改方案。

父亲来到上海后，因害怕被报刊编辑“包围”索稿，所以一直封锁消息。不成想，外出看了一场川剧，“目标”被暴露，致使人来人往不断。他只得一面接待来访者，一面修改电影剧本。5月9日，改出电影剧本的第二稿，18日润色修饰完毕后，又是和编辑李浣清、李伟良等人继续讨论剧本，并听取了张瑞芳的意见，再一次进行修改。这一次的修改工作十分紧张，父亲有时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至5月27日才将剧本修改校完。父亲6月3日回到北京，7月15日严励就又打来电报，约父亲再去上海修改剧本。父亲因工作上的原因，没能成行。

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对这个电影剧本热情很高，8月7日，严励专程来京与父亲商谈剧本的修改，至27日改完一遍。10月10日，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厂长徐桑楚又来到北京，同父亲交换了对剧本的修改意见。11月26日，父亲应海燕电影制片厂之邀，再次来到上海，开始了新一轮的剧本修改工作。在与电影厂有关人员充分讨论，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后，于12月9日将剧本初稿改出，12月16日基本完成了电影剧本创作，将片名由《朝霞红似火》易名为《山水恋》，并请挚友杨啸为电影插曲写了歌词。在1964年1月间，父亲在上海对剧本又做了两次修改后，回到北京。 

                                未完待续

  《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已由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