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浩然与郭澄清

（二）

梁秋川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的一天下午，浩然从单位回到家里，看到郭澄清留下的一份材料和一个条子。晚饭前，郭澄清再次来到。两个人畅谈到晚上九时半才分手，浩然将刚刚出版不久的《艳阳天》第二卷赠送给郭澄清。不久后，浩然将郭澄清的材料转给了《红旗》杂志社的朋友编辑。这份“材料”是稿件，抑或是其他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一九七〇年，郭澄清开始了专业创作，比浩然重新回到专业创作岗位整整早了一年。这一年，郭澄清到北京参加修改《奇袭白虎团》的京剧剧本，住在二七剧场，他虽然几次给浩然打电话，要好好聊一聊，但经历过文革初期的暴风骤雨，使浩然在许多问题接受了教训而显得顾虑重重，与好多人断了通信联系。尽管他也担心有可能引起误会，还是找了种种借口没有答应见面。浩然显然是有些多虑了。

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正在故乡访问、写作的浩然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告知郭澄清到北京送稿，要来看他。第二天浩然就赶回了北京，先到出版社与郭澄清见了一面，又去处理完其他事情后，才再次赶回出版社，接着与郭澄清交谈，一直谈到晚上近十点。七月八日晚，郭澄清来到浩然家里看望，并提出希望浩然能够促进一下出版社，为他的长篇小说《大刀记》印征求意见本样书。在笔者的印象里，当年确曾看到过这部书的征求意见本，不知这里面是否包含有浩然的“功劳”。

郭澄清与浩然一样“生不逢时”，虽然也写了大量的作品，出了不少著作，但大多数都没有赶上稿费高的时候，或者根本就没有了稿费。在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四日浩然写给杨啸的信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

昨天晚上约郭澄清（他在给“中青”扩充《社迷》为中篇七万字）、姜树茂（青岛人，写四七年海上渔民斗争长篇）、张英（与我同室住，上海人，写电业工人长篇）和玉兄谈了一次，对当前创作问题、稿费问题扯了许多。如今《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对工农作者已不发稿费，送一些书，对于作家，最高者每千字六元，短篇集根本不给稿费了。郭之《公社的人们》只得九十几块钱。

……

信中说的“郭”，就是指郭澄清。《公社的人们》则是指作家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郭澄清的短篇小说集；在版权页上印着该书的字数近十万字，印数为五万册。

一九七六年五月，郭澄清突患脑血栓，至使半身瘫痪。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浩然与好友李学鳌来到北京宣武医院，看望正在此治疗的郭澄清。这大概是两个人见到的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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