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

                                     梁秋川

第二十一章（4）

在新的历史时期，出书难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一些在文学创作上具有一定水平，做出一定成就，但缺乏经济实力又规规矩矩的农村作者更是如此。为了使他们的书稿能够出版，父亲上下奔走，四方联系，终于为一些业余作者出版了他们的第一部著作。那些经过父亲的艰苦努力才得以出版的书籍中，《陈绍谦小说集》具有着特殊的意义。

说《陈绍谦小说集》的出版具有特殊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一个生者给死者出版的著作，这样的事情并不稀奇；而在于它是一部在世的知名老作家，为一位已然逝去的无名青年作者费尽心思，付出艰辛而出版的书籍，即便不能说这件事是绝无仅有的，至少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陈绍谦是京郊平谷县赵家务村的一个普通农村青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他酷爱写作，却屡遭失败。在父亲的扶植、鼓励下，他的作品陆续发表，有的还获了奖。正当陈绍谦激情振奋、信心十足地向理想目标奋发前行之际，形势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他那些写农村真情事、说农民心里话的作品，变得很不时髦，很不吃香，自然也就难于发表，父亲代他转寄的稿件被原封不动地退回。那个时候，写作已经成为陈绍谦顽强地将生命延续下去的一根支柱，父亲不敢把实情告诉他，怕他那孱弱的身体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父亲只能将那些被退回和又陆续寄来的作品仔细地妥善保管。当父亲在三河建立文联、创办《苍生文学》季刊，并鼓起勇气，担着风险而接过《北京文学》主编的差事，有了发稿权之后，就很快的把陈绍谦的那些积稿解放出来，先在《苍生文学》创刊号上发表8篇，又在《北京文学》的一期上隆重推出25篇。在以后的赞扬声夹杂嘲骂声中，父亲打算为陈绍谦这个“无名小卒”组织一次作品研讨会，但是受到邀请的某些专家学者，不是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便是以种种理由回绝，态度十分冷淡。父亲没有被这些让人不快的情况所干扰，继续操办着这个研讨会。在父亲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由评论家、教授、编辑和作者等各方人士参加的“陈绍谦作品讨论会”，终于在北京航空饭店成功举行。在那个充满爱的研讨会上，与会者们热情的肯定了陈绍谦的创作成绩，同时也指出不足和继续努力的路途。散会后，父亲一面送被其父搀扶上车的陈绍谦，一面很兴奋地嘱咐他：希望这个讨论会是他创作道路上的一个加油站，一个艺术新起点，往后能日趋成熟，写出更多的精品。让父亲始料未及的是，那个讨论会竟成了陈绍谦与人生、与艺术永别的仪式！会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陈绍谦便因病永远离开了这个他只度过34个春秋的世界。对他的夭折，父亲非常惋惜和痛苦；在悲哀、惋惜之余，产生想方设法把他留在世上三百余篇小说作品中的精华保存下来，流传下去的愿望。5年之后，《陈绍谦小说集》在各方的支持、努力下终于问世。父亲为这部作者永远也不会看到的书，撰写出充满感情的题为《用灵魂和生命镌刻的碑石》的序言。

父亲一生为业余作者出版的各类书籍写了一百余篇的序言，有些作者不仅不认识，从未谋过面，之前也没有过任何联系。不论亲疏远近，只要父亲认为有必要给予扶植和帮助，身体状况和时间等条件又许可，就从不回绝。

1998年7月初，父亲突然接到来自辽宁省武装警察部队的一封信，写信者是部队的一个普通新闻工作者，听说父亲很关心文学青年的成长，尤其对他们的扶持作了不少努力，因此，想请父亲为他即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写一篇序。当时父亲的身体状况并不好，为了休养身体，做好一些急需办的事情，推掉了许多杂事。但从来信中得知他是个农民的后代，正做着文学梦，在文学道路上苦苦追求、实践了十年，现在终于见到了希望的曙光后，父亲不能不决定助其一臂之力。几天之中，父亲冒着酷暑，翻阅随信寄来的稿件和材料，写出了序言。类似的事情在几年前也曾发生过。那是1990年5月底的一天，一个年轻的军人冒雨辗转几地才找到正在京郊开会的父亲。刚一见面，这个军人就急不可待而又兴奋、诚恳的说：“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从小就喜欢你的小说，决心走文学道路。这次出版第一本书，请你一定给作个序；知道你太忙，写几百字也行……”面对被雨水淋湿戎装的年轻军人，不仅使父亲理解了他，同时也立即联想起许多熟悉的农家子弟的面孔，他们自发地迷恋上写作，把文学殿堂看得非常圣洁，把戴着作家头衔的人看得格外高尚。当他们天真的、理想化的心态在圣洁处和高尚者身上碰了钉子之后，又会生发出无限的迷惘，甚至破灭感。现在，要由父亲向这位陌生的青年作者证实那“圣洁”那“高尚”是可以实现还是根本办不到。父亲拿定主意：起码不让他从自己这里开始有可能生发迷惘和破灭感。于是，父亲平等地以热相待，以诚相见，留他在宾馆住宿，次日又专门请了假，与他自由自在地聊了半天，并很快为他的书稿写了序言。

                                          未完待续

  《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已由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