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

                                     梁秋川

第二十章（3）

 父亲虽然17岁就脱产离开了王吉素那个靠山小村，职业也越来越“高”，但他的心不仅从未离开过农村，反而越来越紧的牢系在黄土地上。曾有一个时期，已经到北京工作的父亲，特别渴望能够离开大城市，回到农村去，并找到有关组织，希望能给予帮助。那是在1959年，由于职务的变动，父亲无法继续到农村采访、生活，以致经常处于烦闷和愁苦之中，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使得父亲格外向往生他养他的农村大地。于是，专门给熟识的《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崔道怡写了封信，请他和编辑部通过中国作协帮助父亲离开北京，回到农村去。父亲那时打定主意，只要如愿，将要在农村干一辈子，任何困难，任何苦累都不怕。不久后，父亲到中国作家协会组稿，遇到在作协担任领导的散文家丁宁。在交谈中，丁宁告诉父亲，《人民文学》编辑部已经把他的要求转告她了，但对此只能表示同情，其余的却爱莫能助。

    几十年来，无论父亲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每当发生雨雪等自然现象时，他都会想到黄土地，想到这样的气候对农民，对庄稼是否有益。在父亲分别写于1957年、1966年、1976年几则日记中的一些简短文字，就可清晰看出他的这种惦念：“今天早晨天气突然变了：寒流袭击过来，室内温度一下子降了十度；吃完早点，又下起雨珠，忽而，变成了小小的冰雹，继而成了雪。到中午已经是纷纷扬扬的下起来了。草地和麦田又覆盖上有半尺厚的大雪……农民躲在屋檐下，望着大雪叹气。我的心里也很忧郁，平生还是第一次在清明之后，桃李花盛开之后，又下起这样大的雪，真是反常的日子。”“一夜失眠。昏迷中，听到一女人声音：‘雨和雪’。扒开窗帘一看，果真下雪了。心里油然一乐：好哇，下吧，下它一天，春耕就好办了，春苗就给保住了。”“早起又下了一点雪。应当多下些，天气太干旱，麦子和春耕都需要雨水迎接它们生长和播种。”

自从经历了在山东昌乐东村的那场麦收后，父亲便产生了下意识的反应，每逢看到麦子黄梢，心里便开始惴惴不安，直到得知几个熟悉的地区已将麦子全部收割完毕，没有遭受到风雨的损害，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麦收季节，只要各种条件都许可，父亲更是要亲自到田野上参加收割劳动，直到晚年还保持着这个习惯。

父亲这个农民的后代，写作起来也像老农经营土地一样勤奋，被人誉为“多产”；写农村题材的小说，是父亲的“正业”；“永远歌颂”是作品的主旋律；长期地深入农村，与农民生活在一起，是他的个性特点。

无论地位、处境等等发生了条件因素有着怎样的变化，父亲都自觉地努力地保持跟农民和基层干部的亲密关系；不仅在形式上，尤其在思想感情上永不脱离他们，始终珍惜着他们相互间的深爱与友谊。

在父亲的一生中，除了偶尔到远方参观访问外，一直生活在北方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中间；即使政治运动搞得最为紧张、激烈的时候，不便到乡下长住，也总是设法保持着相互间的密切联系。父亲的主要作品都是表现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由于在父亲的思想感情和潜意识里，从来都是把自己视为他们中间的一个，因而写作时，总觉得是在写我们，而不是写他们。父亲用笔描写过的中国农村生活，都是他跟农民一块儿创造的历史。

父亲曾经说过：“我这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在文学道路上之所以能够从昨天走到今天，之所以写出一点成绩，决定因素在于我一直没有忘了自己的根，一直没有离开植根的农村大地。没有农村和农民这块生身养命的‘乐土’，就没有我的智慧和力量的‘活泉’，文学的成绩表上就没有我的一切。”

为了使自己老有所为，父亲“咬定青山不放松”地深入农村，写农民。由于年龄和身体状况的原因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再如年轻力壮时那般地深入农村，生活在农民中间，既不现实也不太可能。于是，父亲就根据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和自身条件，改变了深入农村生活的方式：住不了乡村住小镇，吃不了派饭吃食堂；骑不了自行车坐汽车。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地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就呆得跟他们距离近一些。尽可能保证天天都能闻到青庄稼和热汗水的气味，天天都能看到农民或欢笑、或忧愁、或发怒的面容，天天都能听到农民是颂扬、是呼唤、是哀怨的声音。哪怕只能体验到一点点，也都是农村生活的新鲜空气。父亲认为：这样做，就是把生命与艺术的根在黄土地上扎深了。根深才能叶茂。

                                     本章完

  《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已由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