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

                                     梁秋川

第十九章（2）

又如，在1989年1月和8月写给军旅作家胡世宗的信中说：“北京有好几个重要和不重要的活动都拉我‘必须’参加，为之很苦恼，在苦恼中由其摆布。如今我实际上等于‘不写作而卖名’过日子了。只是还感到苦恼与勉强；待到觉得很高兴，很自然，那我就是个彻底挂着空牌子的废物了。开春再挣扎一下试试。但愿能是个胜利者，别败下来。”“我一直陪老杨住三河。自‘动乱’以来，不曾在北京过夜，没会见任何一位朋友。为的是少一些麻烦。即使如此，‘官星’还是高照，我正处于被逼迫中。但主意拿定，决不入套。六十岁的人了，除了渴望安宁和写作时间之外，什么都不需要。”

再如，在1992年8月写给山东作家郭建华的信中说：“我仍在忙乱奔波。明日去密云县十里堡会一位市领导，后日迎接廊坊来客，大后日到北京人大会堂参加一个县经济开发的新闻发布会。我每日都在辛辛苦苦、无可奈何地浪费着时光与生命！”

父亲在1992年6月写给山东作家吴汉宾的信中，更是用大量的文字述说了自己忙乱的状况和感受：

汉宾同志：

    许久没给你写信了。

    一是因为病。……

    二是因为忙。病卧在床，也不被人原谅和宽容；什么人都找上门来，什么事都堆到我身上，都称“重要”，实际上都认为有权利浪费我的生命与时间。有时候，吞着药片，被东拉西拽地参加活动，象野台戏班子赶场那样一天赶两、三场。害得我有苦难言，有时还得装出一副笑脸，真的是演员了。

    今日下午被拉回北京，赶明日上午在香山举行的一个创作座谈会的活动。实际上是受罪。如此身体，如此心情，我能跟九十年代颇喜欢“新潮”的青年人讲出什么对他有益又为他们乐意听的话呢？几番下定决心，再不作报告，每每都因盛情难却而自我败退，违心地去众目睽睽的场所做装腔作势状。更可悲的是，我一再声明讲不出什么，邀者直言不讳地告曰：只要让大伙儿看看就行了。这实在无异于放进动物园的大熊猫！

    我还是想写我想出来的文学作品。正做着这方面的努力。当然主要是养好身体，有了本钱再干。

……

越到父亲的晚年，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就越多，与日俱增，无法摆脱。1996年10月写给京郊作家王雅慧信中的几句话，就是很形象的说明：“很忙很紧张。时间不是被切成块，而是被绞成肉末，谁也没有尝到香味，我却剥光了！无奈！”

社会活动几乎快成了父亲的“主业”。在主业“围追堵截”重压下的业余时间，父亲都做了些什么呢？还是从1986年的年底开始说起吧。

1986年11月11日，父亲到即将挂职的河北省三河县（现为三河市）段甲岭镇报到。路途中，汽车在正翻修的路上艰难行驶。车阻，难行，几次“绝路逢生”，才到达了镇委会。对于这次旅程，父亲做了个形象比喻：“今天这一条路很有象征性：不平、曲折、受阻、黄土风飞扬看不见对面的车和树、房，但，我们终安全地达到目的地。”

父亲人生和艺术的一个不平、曲折的新时期、新道路就从这一日开始了。

父亲原本打算直接到村里挂职，但当地的领导告知，近几年，村一级的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似父亲这样的年纪和身体状况，根本无法在村里生存。无奈之下，父亲才在乡镇一级的政权组织中挂了职，当了一名副镇长。两年后，也就是1988年父亲从段甲岭镇搬到同县的泃阳镇定居，为居所取名“泥土巢”，寓意“下蛋”（写作品）、“孵雏”（扶植文学新人）的窝，开始了艰苦的“文艺绿化工程”。

父亲在三河居住的近20年的时间里，为“文艺绿化工程”耗费了巨大的心血。

长期的农村生活，使父亲深深地感到：农民需要自己的作家，农民需要真实反映自己生活的作品。为了能够组织、领导、帮助、扶植农村的作者，使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发展、壮大，在父亲的倡导、提议下，1990年6月三河县成立了文联，父亲担任了第一届主席。在成立大会的发言中，父亲宣布了自己的诺言：“三河县文联，在我们的本意中不仅是三河县三十六万人的文联……起码志在今天与会者所工作的京、津郊区和廊坊市属于冀东几个县的几百万人……把燕山上下、长城内外、大河两岸的土地都绿化、美化起来。进而跟全北京市，全天津市，全河北省，乃至全国的农村大地绿成一片！” 

                                           未完待续

  《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已由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