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

                                     梁秋川

第十七章（9）

 父亲靠着自己的人品和作品，赢得了许多朋友真心的信任与支持，时任上海《少年报》编辑的黄修纪便是其中的一个。黄修纪编发了父亲的儿童故事《七月的雨》，在11月份的上海《少年报》上刊出。这篇儿童故事虽然短小，却是父亲在1978年发表的唯一一篇作品，而且在无形中向全国的报刊和出版社宣布：浩然已经获得了“解放”，又重新拿起了笔。就在这篇文章见报的当天，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就给父亲写来信，让父亲为他们编选一本儿童文学选集；不久后，北京的一家出版社也请父亲编选一本选集；全国各地的报刊也开始陆陆续续地向父亲约稿。

1978年，对父亲来说是有生以来最暗淡、最可怕的一年。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一年父亲并非完全虚度，在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反复写检查、写材料以及在家中接待各地各界热情关心的友人之余，还在沉重的精神压力和思想负担下，整理修订了300余万字的旧作，阅读了百余部中外名著；为打好“翻身仗”开拓了思路，奠定了基础。

新的一年，终于初现曙光。1979年2月20日的清晨，尚未起床的父亲忽然打开了阻塞近一年的思路，立即开始了长篇小说《男婚女嫁》的创作。

从这天起，父亲开始了艰难的“翻身之役”。

这个“翻身仗”是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进行的。那几个所谓的“作家”、“文人”不在写作上做学问、下功夫，却格外精通于旁门左道，以给他人制造麻烦和增添烦恼为能事。父亲的行政级别已经有二十余年没有调过，根据各方面的条件，父亲的名字上了北京市文联调级的初榜。由于某位“老作家”以父亲的问题尚未做出结论为由，坚决反对给父亲调级，致使在公布二榜时名字被勾掉，引起父亲的思想波动。好在有正义感而又敢于主持正义者还是大有人在的，父亲最终还是调上了这一级。当7月份父亲从市委取回北京市文化局党的领导小组做出的所谓“结论”后，发现某些人又在大搞文字游戏：对已调查得清清楚楚的事实和结果，却在许多重要的地方故意用了一些模棱两可、含糊不定的词语，模糊而笼统，让后人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和结论。而且在这份非常严肃的组织结论中，竟使用了“批判”文章里无限上纲上线时所扣的“帽子”。“结论”的最后虽然定性为“一般错误”，却非常巧妙而阴鸷地加上了“政治”二字；而这两个字，恰恰是父亲绝对不能接受的。父亲不得不放下正在进行的创作，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给市委的有关部门和领导写申诉信，表明自己的看法和态度。把时间都用在这样无谓的事情上，既觉得可惜，也影响了自己的心情。

父亲实在不愿意花时间与那些人周旋，他要把精力全部集中到创作上，作为作家，要在作品上见一个高低上下，要靠作品来说话。但是，这只能是一厢情愿，对父亲的“清算”还远远没有结束。1980年，华人学者叶嘉莹就父亲近些年的情况进行了采访，并撰文发表在《海内外》。父亲万万没有想到，文化局的一位主要局长看到文章后，觉得其中的一些内容有损他的“家长”尊严、“一贯正确”的面子，将父亲召到机关进行指责，并指令在北京市第四届文代会的小组讨论会上就此事做检讨。父亲没有力量抗拒，为了活下去，特别是使自己手中的笔不丢掉，只能违心地屈从于权势！中国的作家，特别是不得势的作家，哪还有多少自尊心可言呢！

父亲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咬紧牙关，鼓足勇气和信心进行着文学创作。他深深地感到，已年近半百的自己，在现有的条件下要重新爬起来是十分艰难的，但为了孩子们，为了养育自己的农民，为了喜爱自己作品的读者，必须要继续努力挣扎，直到站立起来为止！

父亲以顽强的毅力，终于在1979年3月25日47周岁生日的那一天完成了长篇小说《男婚女嫁》的初稿。这部小说先于1979年在河北省大型刊物《长城》上分两期连载；后于1980年9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以《山水情》为题出版发行单行本；紧接着易名为《花开花落》的电影在全国公映。

长篇小说《男婚女嫁》的发表、出版及据此改编的电影公映，预示着父亲的“翻身仗”旗开得胜，取得重大胜利。在此后的岁月中，父亲恪守着自己“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的座右铭，排除重重阻碍，用顽强不息的精神，以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洗刷掉自己被别人强加在身上的污渍，证实了自己没有枉挂作家的“头衔”，是一个对人民，对中国的文学事业有用的人。

                                           本章完

  《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已由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