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

                                     梁秋川

第十七章（7）

进入5月的下旬，父亲的血压又开始上升，好几天什么事情也没做，但仍坚持着有空就考虑自己的检查。不久，运动进入到第二阶段，从《广东文艺》发表第一篇“批判”文章的前后，总有那么几个人利用各种机会在背后恶语中伤，制造一些危言耸听的谎言，煽动全国作家对父亲的仇恨，至此，父亲终于得以在会议上当面听取对自己的“意见”和“揭发”了。在当时的环境下和所处的不利地位，即使面对肆意的歪曲、恶意的诋毁，父亲也只有听的份，而不能有半点的辩白和解释。

随着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许多文艺界的会议已经把父亲排斥在外。恢复中国文联的第一次大会，即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既没让父亲参加，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告知”。整个会议的过程和内容对父亲都是保密的，只有参加会议的杨沫偷偷地复印了一份发言稿，父亲才知道一点信息。在这次会议上，父亲被“缺席审判”，有四位大作家在大会上联合发言，对父亲进行了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恶毒攻击和挑动仇恨。那个题为《必须回答浩然的挑战》的联合发言篇幅很长，仅从其中截取极少的几段文字，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煞有介事地用捏造的“事实”，面对众多不明真相的全国各地的文艺界人士特别是作家，在大庭广众之下堂而皇之地进行挑拨和惑众，从而使父亲被有意地歪曲、抹黑，在文艺界制造了一个虚幻影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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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他在全国很多地方，对文艺工作者和业余作者的演讲中，把所有在他以前的这三代作家都认为是黑线的作家，对他们进行恣意的攻击和诋毁。而在他责骂的许多作家当中，有很多老同志，都是在十七年当中，亲手帮助过他看稿子，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修改意见，亲手帮助他发表早期作品的。他所责骂的许多老作家，有的今天还出席这次的会议。这些帮助过他的作家和编辑，绝不止是一两位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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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四*人帮”大搞夺权阴谋的时候，浩然按照江*青的旨意，去井冈山写一部篡改革命历史的阴谋电影剧本，剧名就叫《井冈山》。这部电影的攻击矛头是指向朱总司令。浩然领受了这个罪恶的任务，于是就带着长长的车队，浩浩荡荡地上井冈山，上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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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化局那一次给浩然开小汽车的司机同志讲：江*青派浩然等到西沙群岛去的几个特使，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直接被召到钓鱼台他们的“中央首长”那里去了，司机同志都印证说：“他们在那里谈了一夜，把我们晾在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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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在“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猖獗时期，在八亿人口中只有一个作家浩然，这是当代文学史上一种非常反常的现象。中国没有作家了，只有一个浩然享尽尊荣，这本身是个什么事情呢？难道不值得我们对浩然与“四*人帮”的关系，提点疑问么？他的毒草作品，特别是他在全国各地讲话所散布的流毒不消除，那么，不仅不能在国内文艺战线上消除他的恶劣影响，那已经在国际上引起的一些混乱也不容易得到澄清。因为，十多年来，无论在日本，在北欧，在法国，关于“四*人帮”的宣传，就知道中国只有一个作家——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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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外国人更是不让父亲会见的，有的外宾坚持要见父亲，个别身为领导的人就心怀叵测地向对方解释：“先生，您不知道，浩然不是作家，他连字都不会写。他这个人能说善讲，他的书都是别人替他记录，替他写的。”于是，此后不久的北美一家大报纸用红字标题“一个谜揭开了，中国大陆一个所谓多产作家，连字都不会写！”登出头条新闻。这种千方百计地糟蹋人的谣言，使父亲十分伤心。

当时的中国文艺界许多领导或称领袖们并不了解父亲，也没有做过任何了解，只是道听途说，听某些人望风扑影的一议论，就想当然地给父亲定了基调，形成成见，而且这个成见影响面广泛，可以说流毒颇广，一经形成就不易再改变。早在“文*革”前，有些人就已对父亲形成某些成见，在他们的想当然里，父亲好似是某个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是从学校出来就当了中央大报的记者、编辑。父亲不属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门派”，也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门生”，加上一些复杂的因素，因而那些成见就很深，因而也就有了周扬1979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四届文代会的报告中把父亲和《艳阳天》一笔抹煞，还有了茅盾那流传范围很广、时间很长、富有很强情绪性却又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名言”。

                                           未完待续

  《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已由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