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

                                     梁秋川

第十七章（3）

 自从社会上开始出现各种传言，许多新朋故交以及众多的读者就纷纷或写信，或通过电话，或直接面谈，对父亲表示充分的信任、真挚的关心和热情地鼓励及善意的开导，这些都深深地感动着父亲。但是，这些人中却极少有人真正了解父亲的内心世界，他们的关心，虽然能让父亲感受到鼓舞和温暖，却不能使父亲从不时袭来的苦闷中彻底地解脱出来，甚至因为不被完全理解而增加了新的苦恼。对于这种情况，在写给一个朋友而最终却没有发出的信中，父亲是这样说的：

在“四*人帮”统治下的十年，我的精神上、时间上、创作成就上，都造成多大损失？你知道得不少，但没有我计算得详尽。回头总结那个十年，我应当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评价？你只满足于我“没有陷进去”，“没干坏事，不是坏人”。我却以为这是远远不公正的。今后我应当怎样走完我的人生道路？你认为一如既往地做下去，就可以了，我已经理解到，必须有个带根本性的变化！你对我关心，而又忽略了这个关心的关键时刻，根源就在这些分歧上。

父亲不满足于“没有陷进去”，“没干坏事，不是坏人”这样的评价，那么他想要的评价是什么呢？在父亲所著的《对自传体小说答记者问》一文中的几段话，应当就是他所希求的部分评价：

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

第一，我的两部作品坚持写生活写人物，写人情世态，对当时流行的创作之风：《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的“小说样板”是个迎头痛击。第二，他们推行“样板戏”创作经验，我当时没有认识到是阴谋，总觉得有些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有片面性的歪曲。比如“三突出”，光强调写作时的“三突出”不全面、不正确，应当从生活开始，从深入生活就强调“三突出”。所以我到处讲解深入生活，几百场谈深入生活的体验，上百篇文章谈深入生活。讲解深入生活，讲解深入生活实践体验。在彼时的文坛上，这形成了另一种声音，一种新鲜的、与众不同的声音。这种声音对当时的文艺界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我没有利用我在社会上的影响，搞任何整人的勾当，没搞歪门邪道，没有顺应《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的样板的路子，顺水推舟地把他们开出的路子往前推进，而是本着自己的理解，尽力地坚持正确的方向，进行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使《虹南作战史》的路子受到抵制，使它变成无声无色，最后销声匿迹，使群众对正确东西有了希望有了信心。今天看来，在那段历史上，我起过正确作用，不应该认为有罪过。

在中国展开对“左”倾错误进行揭批清理之初，国际上一次讨论中国文学现状的会上，有一位外国评论家说：那时只有浩然的小说创作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在中国到处一片彻底否定我的浪潮中，听到这样的声音，我是很欣慰的。想到我们国内，最了解中国当时情形的中国人，对这些却视而不见，却无暇顾及，甚至人云亦云，说些无限扩大灾情的怨言，实在可悲！

在这段时间以及此后的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还有一类让父亲感到苦恼和烦人的事情，那就是不断为前来外调的人写材料。做这类事情不仅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而需要父亲提供或验证的情况，大多都十分的无聊，甚至一些不认识，头脑中也毫无印象的人也被捕风捉影地成为向父亲外调的对象。某些外调人员在言行中所表露出来的一副典型政治小丑的嘴脸，则更让父亲反感。

1977年11月21日，父亲到北京前门饭店报到，参加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在酝酿选举候选人名单时，父亲被提名为北京市革委*会委员和全国五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对这些本来就不甚感兴趣的父亲，此时则更加淡漠了。父亲觉得对于自己来说，应当集中全部力量写作，写出好的作品，才是于人民有益的。在正式选举的时候，1178个代表投票，父亲得了1163票，距离满票相差15票。投票结果公布后，对“政治”既不在行也无兴趣的父亲在感到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参加“政界”活动的同时，也更加下定了决心：以后，一定要坚持“埋头苦写”。父亲这回的预感并没有灵验，不仅连续当选为此后的北京市第八、九、十和十一届人*大代表，还成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未完待续

  《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已由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