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

                                     梁秋川

第十五章（4）

紧张地工作数日之后，父亲的身体又开始出现问题，上火、头晕、腹胀等等病症相继出现，服药后仍感到不舒服。父亲十分焦急，一面抓紧治疗，一面打定主意，即使不能立刻好的话，也得咬着牙写下去；不管怎样，不能停笔，一定倍加努力，充分利用这里的环境和条件，在承德完成《金光大道》的全部结构工程。

不知是在什么时间，父亲对《金光大道》的整体创作比之1968年的初步打算已经有了改变，小说的卷数由原来的5部甚至更多改为4部，在反映历史事件的时间跨度上，也截至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7月18日，父亲草出剩余3部的全部大纲，并开始第二部的正式起草。

由于每日的工作时间都很长，写字太多，劳累过度，到承德后不久，父亲的胳膊不仅开始觉得很疼，而且有些肿胀；有的时候因为白天高度紧张地思考和书写，到晚上就头疼难忍，写到九、十点钟，就赶紧躺下，可是头疼得却又睡不着。

7月23日，父亲接到单位将要集中学习的通知，使得情绪又波动起来，无法静心坐下来写作。8月1日，匆匆地将第二部的初草工作结束，返回北京参加学习。

近一个半月的集中学习结束后，父亲又参加了几天北京人民出版社召开的短篇小说座谈会，处理完一些杂事，于10月4日来到位于东中街42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宿舍，继续第二部的创作。

撂笔两个月，父亲的创作情绪已经被破坏，对新的写作地点不仅有很强的陌生感，而且环境有些嘈杂，很不适应，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心收到稿纸上。为了能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作，父亲方法使尽，到处求人帮忙，奔波了整整两天。两天的时间没有白奔波，终于有人热心的帮父亲联系上位于颐和园龙王庙的一个小型疗养所。

这个疗养所比较简陋，屋内没有台灯，只有一个25瓦的吊灯，晚间根本无法看书。。对父亲而言，只要能得到宁静，一切困难都可以想办法克服。万万没有想到，父亲在这个远离城区公园内的住所，不仅没有得到宁静，反而比市内更加的喧闹：昆明湖对面人民公社的大喇叭从早上五点半一直广播到夜间的九点；父亲来到的第二天恰逢周日，游园者甚多，各种嘈杂声不绝，仿佛生活在闹市区的大街上。

仅仅住了两夜，父亲就对广播喇叭的惧怕从生理上发展到心理上，只要一见到它，立刻感到了声音，想到它如何强迫自己停止思想和工作，根本无法进行创作。心急如焚的父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给北京人民出版社打了电话，请求他们把自己接走。当天晚上，父亲搬到了出版社在崇文门外兴隆街的招待所，在这里继续《金光大道》第二部的起草、修改。

然而，搬到“新居”后的父亲仍不能得到安宁，除了许多来访者不时打断正在进行的创作外，还有许多找上门来的杂事。这期间，参加了多次单位组织的学习会，给许多单位和地区的业余作者谈创作体会。父亲还参加了数次外事活动，不仅需要在北京陪同，还要陪外宾到外地参观访问；为了推掉这些陪同任务，可谓是想尽了办法，不仅由出版社公对公地进行交涉，还通过个人关系找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但都没有奏效。

1972年很快地过去了，1973年也在一天天地飞逝，何时才能完成第二部的创作，父亲自己既不能预测，也完全无法把握。为了抢时间，父亲只得在相对平静的时间里加紧工作，胳膊又一次因为过度劳累而肿胀，只能时常忍着病痛进行工作。

第二部的创作几乎是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经过半年多的苦战，终于在1973年7月2日将草稿修饰完成。这一次，父亲更加体会到了创作的艰难！

为了能够远离喧闹、事多的京城，尽可能地排除一些干扰，把第二部修改好，父亲与杨啸、李学鳌三人同行，于7月18日再次北上来到承德。

相对而言，父亲在承德修改书稿工作的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当将近尾声时，与正巧也在承德的魏巍约定，一同到塞罕坝草原参观访问。8月9日，父亲和翟向东、魏巍、杨啸、李学鳌等人奔赴坝上。参观采访才进行了两天，父亲便两次接到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速回北京，有重要的接待任务。8月13日的夜间，父亲匆匆忙忙地从塞罕坝赶回承德，匆匆忙忙地把《金光大道》第二部的修改工作收尾，匆匆忙忙地于15日返回北京参加“重要的接待任务”，实际上是参加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十大”在8月底闭幕，《金光大道》第二部的校样也发排过半，父亲随着排印，随着修改，10月5日将全部校样修改完毕。

                                           未完待续

  《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已由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