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

                                     梁秋川

第十四章（3）

为了能够在现有的条件下写好作品，父亲只能多下一番苦功，多付出一些辛劳。为了不使完工的日期拖延太久，父亲回家过春节时，也要在与家人团聚、迎来送往的空隙中构思创作；在平时的周末，别人都回城休息了，父亲也时常把自己关在那间野地中的小屋里赶写稿子；更多的时候则是虽然过了半夜才上床休息，但仍然不能使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在床上辗转反侧思考着各种问题，直到黎明时分才进入睡眠，一大早又爬起来继续写作，再接着工作到夜间。父亲也经常警告自己不可拼得太狠，不能把身体搞垮，因为还有许多该干的事情没有干完；然而，每每一进入到创作状态，这些警告就全部抛到九霄云外而无法自控。

父亲搭出《王国福》的全部大纲后，于1971年2月10日正式开始草写。至2月底时，起草完“开篇”，上卷也草出了近十万字。对于已经草出的这些文字，父亲是比较满意的，认为它会大大超过《艳阳天》和《艳阳天》前后并排的一切；为了能有更大的进展，还需狠下一番功夫，同时也要小心谨慎、戒骄戒躁、兢兢业业、广开力原。

4月9日下午，父亲在一阵奋笔疾挥之后，长篇传记《王国福》的上部起草完毕。

父亲在以往的写作中，随着知识的丰富、思想的提高、艺术经验的增加，构成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故事结构、细节编织等等，直接从现实生活和自己的经历中提炼原料的比重越来越多，逐渐地排斥着从书本、从概念而来的曲折影响和借鉴的间接素材。而这回《王国福》的创作，父亲又一次调整了艺术再现生活时，直接取材和间接取材的比例关系，使得这种“提炼”最众多，这类“排斥”最彻底。这让父亲感到高兴和欣慰。

父亲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城参加北京市文艺创作人员学习班。

然而，就在这个为期二十五天的会议中间，出人意料的情况发生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不允许写真人真事的小说，北京市革委会决定《王国福》的创作下马。

尽管《王国福》的创作夭折了，但是经历了这一次的创作活动，无论在思想、生活和艺术等诸多方面，父亲都有了不小的长进，特别是在结构长篇方面，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如果把《艳阳天》所表现的生活比作一个方块，那么，跨越了几个历史时期、长达数十年的《王国福》则是一个长条。在过去，父亲是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因而在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一边结构，一边反复思索，摸到了一点规律，找到了一些方法，也发现了自己在生活和艺术上薄弱的地方。有了《艳阳天》和《王国福》这两次艺术处理生活题材的纵横体验，对父亲此后写作既要有生活的广度、又要有历史的长度的《金光大道》是十分有力的，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没有这样的广度和长度的艺术表现，《金光大道》所要表现出的思想的深度就要受到极大的局限和影响。

北京市文艺创作人员学习班结束后，父亲和其他几位作家调到北京市文化局创作评论组，重新正式返回文学创作岗位。

《王国福》已经下马，从农村回到城里又开始从事专业创作的父亲，下一步应往哪儿迈，又该怎么迈呢？

这是个父亲急需思考的问题，也是一些关心父亲的朋友们思考着的问题。那个时期，“文艺工作危险论”对人们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为了保险起见，有的人劝父亲：不要着急写新作品，先看看“文革”后的小说到底应该怎样写，再动手也不迟；小说暂时没有样板，闯出了问题，新功立不了，老本也没了……。那时，父亲在“文*革”前写的一些作品已在继续发行或重印，多写出一本新书增加不了太多分量，少写一本同样也减轻不了什么，如若新写出的作品发生问题，则前功尽弃。

是多写、快写，还是少写，慢慢来？父亲做着认真的思考。写作早已成为父亲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空挂一个作家头衔而不写作，将使生命失去意义；回顾建国后的历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大批的英雄人物，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他们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应当为他们写史，为他们立传，让经历过的人不忘记，让没有经历过的人也知道；《王国福》的写作，耗费了半年多的心血，摸索到一些规律和经验，不能让这些付诸东流；新的路子总是需要有人闯的，闯对了，给他人开辟了道路，闯错了，提供了经验教训，自己倒下无关紧要，只要文学事业能因此不断向前发展……。不知是哪个想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或许是这些想法汇合到一起，使父亲做出最后的决断。

父亲决定将《王国福》与1968年起草的《金光大道》第一部合并，形成一部新的著作，仍定名为《金光大道》。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避免继续写作真人真事的嫌疑，父亲离开了大白楼，来到生活根据地的京郊顺义县，住进了南彩公社卫生所。在困难极多的情况下，新的《金光大道》在6月1日开始动笔。

                                           本章完

  《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已由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