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

                                     梁秋川

第十四章（2）

到1971年的1月底，父亲完成的书稿大纲已经超过了全部的五分之三。这部小说的创作跟写作《艳阳天》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工程，虽然很艰难。但父亲在自己的创作上有了不少的突破。虽然还仅仅是大纲，父亲已经觉得它超过了《艳阳天》，在实际水平上，也会大大超过《欧阳海之歌》。

    对《王国福》的创作，可以说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那段日子，正是寒冷的严冬和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在大白楼写作的父亲，一开始住在村中，由于与其他人同居一室，经常受到干扰，很不利于写作，1971年的元旦刚过，便搬到村外野地中的一间小屋里。这间小屋原是电工的工具房，孤零零地紧靠着水渠，四外全是旷野。父亲几乎整整用了一个白天的工夫，才将小屋收拾到可以安身写作的程度，到了晚上，便在这个“写作小屋”坐下身开始创作。供小屋取暖用的煤炉总是频频出问题找麻烦，几乎天天都要熄灭，父亲得经常留意照管，不断地与之“斗争”，才能保证屋里有一丝暖意。而屋顶上的电灯也总在最需要它的时候不能照明，父亲只可点上蜡烛继续写作。一天中午，在四周一片寂静中，父亲躺在床上专心致志的思考着故事情节如何往下发展，突然一声吓人的响动过后，瞬时间风尘满屋，原来是骤起的狂风把两扇窗户上的纸都给掀掉吹跑，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情况搞得狼狈不堪的父亲第一次尝到了“风雨飘摇”的味道。父亲赶紧找人帮忙，在窗户上钉了块三合板，才抵御住风寒的侵袭。当地的同志对如此艰苦的条件感到过意不去，几次动员父亲搬进村里的新房去住，为了能有个清静的写作环境，父亲都千方百计地谢绝了。

这个时期的父亲，身体状况很不好，除了经常患一些感冒之类的疾病外，还常常感到晕眩身倦、心跳气短。为了赶时间，尽快拿出作品，父亲常常是急匆匆地回城看完病，然后就带着草药，起大早又急匆匆地赶回大白楼的那个小房里，生上炉火，收拾干净桌椅，边煎服中药边继续进行紧张的创作。父亲忍着病痛坚持着写作，当症状严重到不能写时就想，坐着想难受，就躺在床上想；想久了头晕，就看书，不能仔细阅读，就随便翻翻，以起到帮助构思的作用。健康情况不佳，似乎是在一天天地走着下坡路，这使父亲思想上的负担越来越沉重。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许多必须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干完，父亲时常觉得自己要是多长几个脑袋，多长几只手就好了；或者能活个二、三百岁，时间也许就够用了。父亲知道这是幻想，是美好的愿望，不会成为现实。为了更多更快地做完一些事情，父亲只能不顾身体地继续拼命。

在起草、创作《王国福》的过程中，杂事的干扰是非常多的，严重地影响了小说的创作进度。那时正在大力宣传王国福的先进事迹，许多北京市的文艺团体都在做着有关方面的创作。因而，父亲除了要经常帮助大白楼王国福展览馆修改解说词等工作外，还要接待前来参观访问的文艺团体的编演人员，比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有关人员、北京曲剧团的关学增和钟鸿等等，给他们介绍王国福的有关情况，与他们共同商讨剧本、段子的编写修改等问题。除此之外，父亲还经常被叫回城里参加会议,那些各种类型的会议短则一、两天，长则一、二十天，不仅占用了很多的创作时间，而且写作激情几乎让会议消磨殆尽，利用会议中的间隙勉强写一点，自己都感觉没有味道。有时刚铺上稿纸，矛盾的线才扯开，就被会议打断，一放就是若干天，等会议结束继续进行时，思绪已经连接不上，许多要写的细节也忘掉了。对这些，父亲既感到无奈，也十分的苦恼焦躁。

使人烦恼的事情还不止这些。“文革”初期某些对父亲耿耿于怀、居心叵测的人，在心中一直没有放过父亲，始终在暗地里寻找各种可乘之机。此时，见到父亲被领导“重用”，委派进行重要的文学创作，便在背后挖空心思地算计父亲，企图把父亲诬成“五一六”分子。父亲听到这样的消息，虽然知道那些人的行为如同海底捞月，不会如愿，自己也并不为此惧怕，但还是产生了一些烦恼和别扭的情绪。一周之后，父亲又听说市里已经成立了所谓的专案组，调查父亲的“516”问题。听到这个消息后，父亲觉得又可气，又可笑。“真金不怕火炼”、“乌云遮不住太阳”，父亲坚信着他写在《艳阳天》卷首的这连句话，相信某些人的这个阴谋很快就会破产。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何时能全部竣工，能达到什么水平、遇到怎样的命运，这些都是不可预测的，父亲时常生出不能很好完成任务的忧虑。父亲正在进行创作的消息早已在出版界传开，书稿才刚刚正式起草，天津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来人联系出版。这部作品交给哪一家出版社出版，是父亲无法选择和决定的事情，只能请他们找市革委会的有关领导商量。出版社急需稿件，读者也急需精神食粮，父亲只能在内心企盼一切都能够顺利，写好这部作品。

                                           未完待续

  《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已由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