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

                                     梁秋川

第十四章（1）

“文*革”开始后第一次收到约稿信，听到布谷鸟的鸣叫，闻到春天的气息——接受写作任务，为农民英雄模范写史立传——忍受疾苦，独守旷野小屋，闯过层层关口艰难创作——克服重重困难，全书完成过半，堪与《艳阳天》媲美，突遭意外夭折。

1969年5月31日，父亲来到房山县下放劳动，并担任起周口店公社新街大队下放干部小组的负*责人的职务，年底时还被选为北京市下放干*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参加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代*表大会。

转过年后不久，父亲便被借调到北京市革*委会农村工作组协助工作。先是跑近郊的农村调查了解情况，帮助编写、修改材料，接着为筹备北京市下放干*部工作会议，到顺义、怀柔和门头沟等区县了解下放干*部情况，编写经验介绍材料；“双反”运动开始后，又被派到顺义县南彩公社写调查报告。在这期间，由于父亲仍担任着下放干*部小组的负*责人，免不了要抽空回新街大队处理一些事情，因而更加显得忙碌。

8月23日这一天，正在南彩公社的父亲突然收到《北京日报》的约稿信。这一封“文*革”以来第一次收到的约稿信，使父亲似乎听到了布谷鸟的鸣叫声，闻到了一股沁人心脾的春天气息，播种的季节就要到了！在兴奋之余，父亲立即构思了一个小短篇。第二天，父亲又接到了《光明日报》的约稿信，心中更加高兴。

11月3日，仍在南彩公社写调查报告的父亲接到北京市革*委会的电话，让他马上赶回市里，接受新的任务。

父亲的新任务是撰写北京市大兴县大白楼村的先进人物王国福的长篇传记小说。对这个任务，父亲既觉得光荣，心里很高兴，又觉得艰巨，感到有些压力。沉重的担子，把父亲的心情也给压得很沉。在不久后写给杨啸信中的一段话，就表露出父亲当时的那种复杂、沉重的心情：“……经过一段访问，进一步认识到这位英雄的伟大，写这样的人，是光荣任务。可是，在目前来说，创作是难搞的，特别写真人真事的长篇，许多实际问题、理论问题，都不能立刻解决，所以我感到压力很大，完成任务的信心不足。……”

11月12日，父亲来到大白楼，一种新的生活拉开帷幕，这种新生活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会怎么进行，对父亲来讲都是个未知数。父亲在村里住下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采访活动。

父亲的心情并没有因为已经开始着手工作而变得轻松，反而缘于考虑到肩上的担子很重，而在现有的条件下，这部传记小说的创作过程将会十分艰难，即便写出来，许多“关口”也会很难过，致使心情更加沉重。12月初，市革委会有关领*导批准了父亲的写作提纲。得到通知后的那几天，父亲的身体十分不好，时常感到阵阵的晕眩，但仍只身一人乘车南下，来到王国福的老家山东兖州汶上县孙汪庄。

那里的生活条件比北京郊区相差很多，而且无论农民还是干部一年到头每天都仅吃两顿饭，第一顿饭是上午的十点，第二顿饭是下午的三点，第二饭饭与第二天的第一顿饭相隔近20小时，父亲当然也得入乡随俗的每天只吃两顿饭。生活虽然艰苦，但父亲的病却好似突然间痊愈，没有再感到晕眩等症状，因而精神旺盛。父亲在那里住了一周，一边访问收集材料，一边开始结构作品，返京的头一天，草完了《王国福》这部长篇第一部的初稿大纲。

父亲是带着病动身到山东汶上，健康的从山东汶上返回。没想到回京后来到大白楼却又犯了老毛病：头晕、心跳、疲倦、气短。每当有朋友来，一说一笑，病就没了；往桌子前一坐，想干点正事，病就来了。十多天的时间就这样像水一般流过去，只字未落在纸上，使得父亲心里十分焦急。

焦急中的父亲苦苦地思索，考虑着小说的创作。冥思苦想后，父亲有了初步的打算：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逃荒到解放，也就是在山东汶上拟出大纲的那十小节，约有六万字，把它做为“开头”。第二部分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化，三十多节，二十万字左右，把它做为“上部”。第三部分从三年困难时期到“九大”胜利闭幕，也是三十多节，二十万字左右，把它做为“下部”。一个“开头”，上、下两部，开头是引子，也是基石，上部是“开花”，下部是“结果”，撇开了王国福的“生与死”这个“头与尾”。

                                           未完待续

  《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已由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