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第十一章(5)
(2015-01-28 10:3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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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艳阳天
第十一章(5)
针对木弓的看法,专门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李云雷在他所著的《我们能否理解浩然?》中进一步指出:“这里强调了民间文化对长篇小说形式改造的作用,但不仅是民间文化,浩然是在继承了西方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在内容上以社会主义现代性对抗资本主义现代性,而在形式上也融会创新,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适合中国民众接受的表达方式。”在文中他还写道:“在时间的处理上《艳阳天》也很有创造性,我们也可以说,在《艳阳天》的第一部中,一天半的故事时间在浩然笔下‘成了一个小小的永恒’,但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不同,他对时间的把握不是向内、向人的意识领域展开的,而是向外、向人的社会领域而展开的。在如此短暂的故事时间里,向内挖掘是较易于做到的,而向社会领域扩展则较为困难。在文学史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以故事时间短暂而著称,他的小说既向内、也向外扩展,具有戏剧化、狂欢化的倾向,但《艳阳天》的故事时间虽然短暂,在整体风格上却更接近于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作家的史诗性风格,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很独特的。”
近半个世纪来,《艳阳天》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海外也有着相当的影响和读者。
曾把包括《艳阳天》在内的大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日文,介绍给广大日本读者的伊藤克,对父亲说过这样一段话:“翻译你《艳阳天》那时,我的心情最好,脑子最灵,精力最充沛。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刻,日本人渴望了解中国。我看到这一步,就赶紧翻译,分八集出版。第一集发行以后,读者纷纷来信,来电话,感谢我,催促我。这使我更有信心更为兴奋,日夜进行,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以一个月出一集的速度,8个月就出全了,一版就印了10万套。……”
加拿大籍教授、汉学家叶嘉莹是一位从台湾到北美洲的学者,专攻中国古典文学。她自称一向对含有政治目的的文学作品抱有成见,更怕看满纸革命斗争的字眼,但对《艳阳天》,由初读、再读到三读,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喜欢到仔细分析,最后做了一番深入认真的研究,写出多篇共10余万言的专题论文。她研究的结论是:《艳阳天》是一部具有世界水准的佳作。她在发表于1976年香港《七十年代》)上的《我看〈艳阳天〉》中这样写道:“《艳阳天》这部小说之所以特别成功,便因为它不是在套式样板中的口号教条,它是作者对革命的理想和热情正当的高潮时,结合了斗争实践的体验孕育出来的作品。小说的作者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成份,在中国文学史中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的血液;小说的内容所叙述的农业合作化的路线斗争,是中国小说中未经前人写过的革命题材,这种开新创造所获得的成就,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应该引起所有关心中国文学的读者们的注意。马森先生去年12月在香港《南北极》杂志第67期曾经发表一篇文章,标题为《中国作家与诺贝尔奖》,文中曾经提到‘就凭《艳阳天》的成绩,也未尝不可以获得一项诺贝尔文学奖。’这话绝非溢美之辞。当然,中国可以根本就不重视西方世界所玩弄的像‘诺贝尔奖’这些花样,可是浩然的《艳阳天》之所以列入世界伟大小说之林,则是不容置疑的一件事……”叶嘉莹在1994年所撰《〈艳阳天〉重版感言》中写道:“我原是一个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之研读的工作者,对于中国解放后叙写革命与斗争的小说,原来并没有阅读的兴趣,但当时浩然的这一部《艳阳天》却正在风行一时,大有如日中天之势,经不住朋友们的推介,我终于不仅看了这部小说,而且为其所吸引,所感动,最后更以我平日对于古典文学之研读的精神,对这一部叙写革命与斗争的小说,竟然也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做了一番研读的工作。”在文中,她还写道:“我在古典诗歌的评赏中,常常赞美一些杰出的作者,说他们乃是用他们的生命来写作他们的诗篇的,他们乃是用他们的生活来实践他们的诗篇的。而凡是具有此种品质的作品,就必然都会在具有真诚善感之心的读者中,获得一种超越于外表所写之情事的拘限以外之感发的共鸣。我认为浩然先生的《艳阳天》之所以能战胜了我由于不同之生长背景,与不同之思想意识所形成的抗拒之心,主要就也正是由于浩然先生的这一部小说,也同样具含了此一种品质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