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刊物和编辑

——记父亲浩然与《鸭绿江》的交往

                                                   梁秋川

作家发表作品离不开刊物，刊物的运作要依靠编辑部来进行，每个编辑部里有若干编辑，因而作家都要同刊物，同刊物编辑部里的编辑们打交道。

浩然也是如此，在他的创作生涯中，与数不清的刊物打过交道，跟无数的编辑有过交往。这些刊物和编辑，对浩然来说，有远近亲疏之分，而这种远近亲疏的关系，有时也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发生变化，而与辽宁省的《鸭绿江》月刊社，自从建立起关系后，就一直处在一种“君子之交”的水准上。

浩然在初入文坛，在文学道路上摸索前行的时候，写出小说稿后，并没有一个固定投稿刊物，许多情况下都是东一篇、西一篇的乱投。一九五七年“五一”劳动节这天，正在京西北蜂窝《人民日报》疗养所养病的浩然，把他新写的小说《风雨》誊写清楚，寄往一家杂志社，但是很快就被退了回来。于是浩然又把稿子寄给另一家刊物，又被退了回来……接连被三家刊物退稿后，浩然实在是心有不甘。《风雨》这篇小说，是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构思的，是浩然当时所写小说中唯一反映了重要而又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篇章，自以为有新东西，比以往的小说有所提高，因而颇为偏爱。一个偶然的机会，浩然想到遥远而又神秘的东北，那里的语言与风俗跟河北十分相似，于是怀着试一试的心理，将《风雨》寄往了沈阳的《处女地》。

《处女地》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创刊的，最初的刊名叫《东北文艺》，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更名为《文学丛刊》、《文学月刊》、《处女地》，他们聚集起一大批优秀作者，许多著名作家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很快，浩然就收到了《处女地》的来信，除了告知《风雨》他们已决定发表外，还对小说写了几句评语。这让浩然十分高兴。短篇小说《风雨》刊登在《处女地》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号上，这是浩然发表在《处女地》上的第一篇作品。从此以后，浩然与《处女地》书来信往不断，一九五八年又在《处女地》上发表了《北斗星》、《搬家》、《过河记》三篇小说。

    大约在一九五九年二月底，浩然接到从沈阳打来的长途电话。电话来自于已经更名为《文艺红旗》的《处女地》编辑部，为庆祝人民公社成立一周年，编辑部约请浩然为他们赶写一篇反映农村新气象新风尚的小说。为了让稿子能尽早地到达责任编辑手里，浩然问道：“您贵姓，怎么称呼？”打来电话的人却不肯说：“稿子写好以后，请直寄编辑部小说组，会得到及时处理的。”三月一日，浩然用了一天的时间，便把小说的架子支了起来；经过起草、修改、定稿，八日寄给《文艺红旗》，于是这篇题名《箭秆河边》的小说，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号的《文艺红旗》上。这篇算作成功之作的小说，在后来收入到浩然的短篇集《新春曲》、《彩霞集》、《春歌集》、《花朵集》等选本中，还在国外被翻译成外国文字。但是，浩然一直不知道它的责任编辑姓甚名谁。其实，浩然在五十年代末期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处女地》以及后来的《文艺红旗》上发表了近十篇小说，虽然也书来信往不断，但却没有见过一位编辑，也不知道任何一位编辑的姓名。一九五九年，浩然又接连在《文艺红旗》上面发表了《满堂光辉》、《箭秆河边》、《朝霞红似火》、《炊烟》等几篇小说。

    一九五九年，《文艺红旗》通知浩然说，拟将其在《文艺红旗》上发表的九万多字的作品，作为“文艺红旗丛书”之一种，由春风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浩然为出书做了相应的准备，大概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丛书”的出版计划下马，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一日，浩然以《红旗》杂志编辑的身份，到北京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的中国作家协会招待所，看望早已慕名的老作家蔡天心和江帆。蔡天心和江帆热情地接待了浩然，谈得投机，让浩然觉得很开心愉快。一见面，江帆就滔滔不绝地夸奖起浩然的小说如何有农村生活气息，如何通俗、大众化，农民喜欢看。当时，浩然以为这是一位前辈作家对晚辈作家的勉励。直到近二十年后，浩然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得知，江帆是他那些小说得以问世的主宰者——《文艺红旗》的主编。

文*革开始前，《文艺红旗》更名为《鸭绿江》。不久后因文*革开始，被迫停刊。几年后，刊物以《辽宁文艺》之名复刊，文*革结束后，恢复了《鸭绿江》的刊名。

尽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浩然在《鸭绿江》上发表的文章少了；尽管浩然曾多次到过刊物的所在地，短则住几日，长则达数月，从未登过编辑部的大门，也未曾进过编辑的家门，但与编辑部的编辑们仍保持着联系，保持着淡淡如水的君子关系。对《鸭绿江》那些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编辑们，给予自己的扶植、帮助，使自己在文学创作上不断成长、前行，浩然始终铭记着他们的情义。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