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与曹继铎

（一）

                                                  梁秋川

在文学道路上艰难跋涉的浩然，一九五四年五月在《河北日报》副刊上接连发表了两篇描写农村新生活的小说习作《两千块新砖》和《探望》，引起当地政府和报社的重视，被破格选拔到《河北日报》，在通县地区记者站当了新闻记者。这一年，浩然二十二岁。

一年之后的一九五五年六月，因工作成绩突出，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之际，浩然被调往保定《河北日报》社，成为驻社记者，从此驰骋在燕赵大地上。

有一次，浩然从太行山区采访归来回到报社，见平日清冷、形同虚设的篮球场上，有几个年轻而又陌生的人，正在那里玩篮球，使那儿显得异乎寻常的热闹。这几个精力充沛，球技亦佳的年轻人，引起了浩然的注目。跟记者科的同志一打听，才知道报社近期从各地区学校选拔了一批优秀毕业生，来充实编辑队伍，打球的便是他们。

曹继铎便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曾先后担任过《河北日报》编辑、《建设日报》副总编辑、石家庄地区文化局副局长、石家庄地区文联副主席、石家庄地区作家协会主席，河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散文报》主编，石家庄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等，但那时，他刚从河北保定师范学校毕业，在报社担任实习校对。

    浩然比曹继铎年长三岁，相仿的年龄，好似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使浩然与那群少有世故，多有天真的年轻人很快相识，以曹继铎为首的几个人还对浩然这个报社中年纪最小的记者“崇拜”起来。由于“近朱者赤”的原因，迷上文学创作，正为成功而拼搏求索的浩然，渐渐地把他们几个也影响得立志要当作家。一有时间他们就凑在一起，谈文学，谈理想，谈他们共同的奋斗目标。从此，在办公室的灯光下，在省会保定的街头，在古莲池的泉水边，在郊野的青草地上，都一再地鸣响起他们议论探讨文学入门之道的热烈而又豪迈的声音……

相同的性情和爱好，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得浩然与曹继铎成为挚友，几乎达到密不可分，形影不离的程度。又是一年后的一九五六年夏季，浩然把在蓟县乡下生活的妻子杨朴桥和大儿子红野接来，在保定后卫街6号租了间仅有五平方米的倒座小屋。这间小房月租5元，逢雨便漏，一张双人床大的土炕几乎占据了整间房子，而曹继铎就成了这间小屋的常客。晚上，等一切都安静下来，妻儿在炕的一端横着睡下，浩然就在余下的一小块地方放个小炕桌，点着油灯照明写起小说，一写就是大半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浩然写出了《喜鹊登枝》、《雪纷纷》、《新媳妇》等二十余篇小说，还有后来报废的长篇小说《狂涛巨浪》初稿。

浩然的写作是极其刻苦的。曹继铎曾回忆一九五五年冬天他所见到的一件事：“一个深夜，轮到我值夜班，我从编辑部办公楼路过时，突然发现一片漆黑的办公楼的东头一楼，有一间办公室亮着灯光，我走近了，透过玻璃窗，看到的正是浩然！他身披一件旧棉大衣，正在专心伏案工作，那情景，当即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只见他的眼睛肿得像桃子一般，已经难以睁开。他便用左手掰开左眼的眼皮，那么艰难吃力地用右手‘爬格子’，桌子上放着盛满热水、冒着热气的茶杯，他不时用热气熏着红肿的眼睛，也不时用嘴嘘着哈气，温暖着快要冻僵的右手……后来，他告诉我，当时写的那篇小说，正是他的第一篇成名作《喜鹊登枝》的姊妹篇《春蚕结茧》。”在浩然的感染下，为实现自己的志愿，曹继铎以浩然为榜样，更加刻苦地练习写作，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四月的《河北日报》上发表了自己的散文处女作《我的二大伯》。

一九五六年九月，北京的俄文《友好报》要调浩然去当记者。走与不走，他迟迟不能下定决心，他实在舍不得离开河北省，舍不得离开《河北日报》，舍不得离开包括曹继铎在内的那些文友，还有他在后卫街的那间小屋……

当浩然要调到北京去的消息在报社传开后，许多人都冷漠对待，连有的领导对浩然也打官腔说：“走不走，你自己考虑答复。”唯有曹继铎等几个小青年执意而真心地挽留，舍不得让浩然离开他们。曹继铎特意来到浩然的那间小屋里，直截了当地说：“别去，要走就到下边去，咱们是农村长大的，调到大都市能体验什么生活？”他的话也正是浩然所想的。但是最后，浩然还是在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到北京上任去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