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坚持写日记四十多年

康健

浩然先生是我的恩师，他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我之所以还能坚持写作至今，与先生在世时对我的精神激励不无关系。先生虽已逝世五年，但每当和朋友谈起先生时，我的心中，仍然充满了深深的怀念。

和其他的作家一样，浩然先生也有写日记的良好习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先生做起了作家梦。从有作家梦的那天开始，先生就一天不漏地写起了日记。

一九六0年，先生在昌平下放劳动，不管劳动多么繁忙，他都要挤出时间记下劳动过程中的见闻、感想。即便是听到的一句俏皮话或歇后语，他也要及时地记录下来，以丰富自己的作品语言。

有一次，浩然在去农田干农活时路过一片刚耩完豆种的地块，他弯腰扒开土一看，问一位女社员：“这豆子怎么耩得这么浅？”这位女社员向他解释说：“豆子就是应该耩得浅嘛！俗话说：‘麦耩黄泉谷露糠，豆子耩在地皮上！’”浩然立即掏出笔记本和钢笔，让她重说一遍，然后记录下来。

浩然先生十分珍视自己的日记本，把它看作自己的命根子。

有一回，浩然先生到县里开会，中午到县委宣传部干事时兴亭的宿舍午休，起床后发现日记本不见了，急得满头大汗，到处寻找，凡是他这天去过的地方都找遍了，都未找到。最后，发现它夹在时兴亭的床缝里。找到本子后，浩然先生高兴地说：“我可找到你了，这是我几个月记的素材，别的丢了我不在乎，可丢了你，我非急出病来不可！”

浩然先生之所以能写出《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苍生》等优秀作品，与他数十年坚持每天写日记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坚持不懈地写日记，是浩然先生成为著名作家的重要因素。

九十年代初，浩然先生到外地写自传体三部曲《乐土》、《活泉》和《圆梦》，特别是在写后两部作品的时候，别的东西不带，就带着一箱子过去的日记本和几个空白日记本。在他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去翻看过去的日记。《活泉》和《圆梦》之所以写得那么顺手，主要得益于他年轻时的日记。而先生在年老病重时之所以能把自传体三部曲全面完成，也是得益于那些日记。

一九九七年五月，浩然先生因为劳累，因为烦躁，也因为照料多病的妻子，中断了四十多年不间断的写日记的习惯。但每次接受记者采访之前，先生都要先翻看一下当年的日记，以便准确地回答记者的提问。

《北京青年报》的一位记者采访过先生，主要是跟先生交谈“文革”那段特殊的历史。采访前一天，先生仔细地翻阅了一遍“文革”期间写下的日记。看过之后，先生深有感触地说：“过去的似乎过去了。但是再翻看一下那时的日记本，那些日子，那些事情，又好像没有过去，仿佛就在身后，一幕一幕，活生生的……”

为了完成《“文革”回忆录》，浩然先生把自己的“文革”日记翻了个遍，原来只是笼统地想了写什么，没有具体考虑怎么写，一些问题比较乱，思想上也很矛盾。看过“文革”日记后，先生发现，自己的“文革”日记在时间上非常连贯，几乎一天不落；在内容上十分翔实，记得多的时候，一天的日记有一、两千字。所以，先生决定在《“文革”回忆录》中如实地写出那时自己的生活，写出对文艺界的看法，包括对当时的文艺主帅周扬的看法。先生说：“请读者相信，写我自己的历史，就是记录、表述自己的生活实践，不允许掺杂虚构的东西，这是十分严格的原则。”

遗憾的是，由于身体衰老和病痛折磨，先生最终没有完成《“文革”回忆录》的写作，就连写了四十多年的日记，也不得不停止。但这种坚持不懈的写日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做人态度，不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么？

2013年1月24日于京东燕郊·高远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