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讲演费”

                                                     梁秋川

1961年8月底，浩然从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调到《红旗》杂志社文艺组。

这一年的12月4日上午，浩然正在编辑部忙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黄时基，约请浩然到他们学校给学生作报告。简单思考过后，浩然答应了他的请求。

12月7日，浩然用了一天的时间准备发言提纲，第二天下午便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作了一场精彩的报告。

几天后的14日下午，黄时基又来到《红旗》杂志编辑部，给浩然送来15元的讲演费。

面对着这笔讲演费，让浩然很是诧异。

使得浩然诧异的是什么呢？难道是嫌半天的演讲，仅给区区15元吗？要知道，那个时候物价不仅稳定，而且很低，按照当时的标准，这15元基本上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一个人宽宽松松地过上一个月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可以买到2-3瓶茅台酒；如果请朋友下饭馆，可以丰丰盛盛要一桌酒菜。难道是觉得标准很高，得到了一大笔额外的金钱吗？当时，浩然几乎月月都有文章发表，有时一个月内发表的作品还不止一篇，稿费是源源不断的，尽管在经济上负担比一般人重，但比这更多的钱也是经常见到的。

让浩然感到诧异的是：“难道一切都是有代价的！”在此之前，浩然曾多次给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其他行业的业余作者、文学爱好者们做过“演讲”，也就是介绍一下自己的写作经历和经验教训，但从未收到过这类的报酬，也从没意识到应当有这笔收入，只是觉得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论多少都必须要有些钱。浩然的生活也需要钱，他需要糊口，他需要养家，他需要给岳父母和姐姐等一些亲戚资助，他需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客人，他更有许多农村的朋友需要在金钱方面的支援。浩然不爱财，即便不能说他视金钱如粪土，但自有他的心理底线，知道哪些是自己应当得的，哪些是不应当得的，即使在几十年后“拜金主义”盛行的社会现实中，他仍保留着这个底线。

面对着这笔不期而至、出乎意料而又无法推脱的演讲费，浩然只能在心里说上一句：“真是岂有此理！”

                                    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