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

                                     梁秋川

第六章（4）

    父亲在《红旗》杂志社一边从事编辑工作，一边进行文艺创作。他向作家们组稿，几年间几乎拜访结识了文学界的所有名家，特别是结识了赵树理、柳青、孙犁和周立波。周立波的《李大贵观礼》和《在一个星期天里》、杨朔的《雪浪花》，以及赵树理在《红旗》上发表的那篇散文，都是父亲亲自组稿和编发的。在初学写作的阶段，赵树理、柳青、孙犁和周立波这四位前辈作家就成为父亲未曾谋面的启蒙老师，他们的作品给了父亲较多的影响。父亲最早喜欢赵树理的风格通俗，又因为爱好诗歌，总觉得学习他的手法有点受拘束，感情难以抒发。继而喜欢孙犁的语言优美，他的短篇具有诗情画意的特点，一段时间过后，又觉得他的调子有些“软”，对自己想要表现激烈斗争的生活和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不太适应。于是，父亲又喜欢上柳青作品的“硬”度、扎实、深沉和气魄，同时，喜欢周立波的质朴和语言，尽管不太赞成他过多地滥用方言土语，但这的的确确是他的特点。最后，为了冶炼出个“我”来，父亲打主意从他们每个人的风格中学到一点所喜爱的特长：赵树理的故事性，柳青的深沉，孙犁的抒情，周立波的质朴及吸取运用群众语言的技能。这些特点，在父亲的作品中逐渐地不断显现出来。在为《红旗》杂志组稿与这几位前辈作家交往的过程中，他们又说过许多有见地、有意义的话题，对父亲极有帮助。

父亲向别人组稿，同时许多编辑部也向父亲组稿。那个时候，父亲的稿件已经十分“抢手”，并且“文债”高筑，有还不完的欠账；一些编辑几乎是“强行”拿走刚完成的稿件。这些，不仅使父亲很苦闷，也引起过一些麻烦。1962年9月11日的晚上，《解放军文艺》社的编辑张忠来到家中，看到父亲刚刚修改完毕的短篇小说《红枣林》，便不由分说硬把稿子拿走了。9月27日，报刊上登出了《解放军文艺》十月号的目录，《红旗》杂志社的人看到了目录上的《红枣林》，于是便引起一场风波，文艺组的徐荇和郑公盾两位组长批评父亲把稿子给了别人，而没有给《红旗》。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多次，让父亲有口难辩。

父亲在几年的短篇小说实践后，一直想创作长篇小说，但苦于缺乏时间等原因，一直没能如愿。1962年底，终于请下一段时间的创作假，到北京西山八大处作家休养所写作《艳阳天》；1964年9月第一卷出版之际，调到北京市文联，开始从事专业创作，继续创作《艳阳天》二、三卷，直至1965年底完成。《艳阳天》创作完成后，父亲便到北京市怀柔县得田沟参加“四清”，补充生活素材，打算运动结束后就开始第二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的创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父亲被迫停笔5年。1970年底，父亲从下放地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公社新街大队调到北京市革委会政治组，负责创作王国福的长篇传记小说，当小说大纲全部完成，已正式起草出一部分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不允许写真人真事。父亲只得停止《王国福》的写作，把已写出的部分与文革初期就起草出第一部的《金光大道》合二为一，开始创作这部描写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全过程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刚刚完成前两部，我国南海军民进行了西沙自卫反击战，父亲只得在描写西沙人民斗争生活的《西沙儿女》创作结束后，才又继续进行《金光大道》的创作，直至1977年。因这三部著作的写作过程将在其他章节中详述，此处不再赘叙。

历史的车轮飞驰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父亲经历了一段迷惘困惑和并不轻松的反思自省后，给自己立下了今后的座右铭：“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通过“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重新认识自己”的思考，父亲决计：该坚持的就坚持，该扬弃的就扬弃，该纳新的就纳新，在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方面都来一番革新。在这四个“重新认识”的过程中，父亲还顿然醒悟了一个早有所知，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即文学是人学的问题。于是父亲明确了一条此后的创作准则：立足农村这块基地，写人，写人生，不再单纯地写新人新事，也不再沿用往日那种以政治运动和经济变革为“经”线、以人物的相应活动为“纬”线，结构作品的方法。不论写中篇还是写长篇，贯穿作品的主线都是“人”，写人的心灵辙印、人的命运轨道；政治、经济，即整个社会动态动向，只充当人的背景和天幕；要站在大多数的普通百姓中间，尤其广大农民中间，用主要笔墨，倾全部心血，“写农村真情事，谈农民心里话”。父亲在以后近20年的艺术实践中，就是沿着这条线路走下来的；长篇小说《苍生》，就是这种观念革新和实践的一个重要成果。

                                            未完待续

  《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已由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