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

                                     梁秋川

第六章（2）

    自父亲1956年9月从位于保定的《河北日报》调到首都北京的《俄文友好报》后，他的视野便从一个省份放眼到全国，从更广阔的范围感受到祖国农村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了解到众如满天星辰一般的新人新事，这些都极大地激发着父亲的创作激情，小说作品不断在报刊上发表。

随着这些作品的不断发表，父亲逐渐引起文艺界与读者的关注，同时，也引起周围个别人的妒嫉，开始在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词语掩饰下，或背后嘀嘀咕咕，或在领导面前议论一通。背后的一些议论传到父亲耳朵里，使他极为反感，也感到很苦恼：“如果有一个人，直接了当的说清楚，搞创作不合乎党的利益，会危害党的事业，那么，我就立即放弃。为革命牺牲生命我都不会眨眨眼睛，这等小小的事情，又有何难做？”

个别领导也以组织的名义找父亲谈话：“你是考虑工作多呢？还是考虑创作多呢？……为革命利益牺牲生命都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不写呢？”

这样奇怪的问题，让父亲难以用语言回答，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回应：“我每天按时上下班，尽力做好本职工作，除正常工作时间外，只要需要，仍然加班加点工作，星期日不休息去采访。你说我考虑的什么多呢？小说创作，是在业余时间允许的条件下进行的，难道这也要被限制吗？关于牺牲的问题，是个没有根据的问题。文学事业是党的事业，个人的创作是和党的利益一致的，有什么必要‘牺牲’呢？假如这种活动确实不符合党的利益，需要牺牲的话，自然可以，而且应当毫不犹豫地牺牲。我是在革命工作艰苦的年月入党的，我参加革命并不是投机，有什么根据和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呢？”

为推动革命工作，为宣传教育群众，而不是为名为利而写作，是五十年代盛期成长起来的大批青年作家，尤其是工农出身的作家一个显著的新特点。这个特点在父亲身上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痛苦与苦恼中反思了自己的行为，觉得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宣传革命思想，歌颂新人新事是没有错误的，对革命事业是有益而无害的。他继续并更加勤奋地进行着业余创作。为此，在“反右”后的整风运动中，父亲被《俄文友好报》定为检查“个人主义”的重点对象，被扣上有“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大帽子。 

这个时候，又有人戴着“组织”的帽子对父亲说：

“……我就不相信，一个人的脑子能这样，上班时候搞工作，下班时候搞写作……”

“……我听说你还在写东西，证明整风时的批评，你没有从思想上接受……”

“有志愿是好的，谁也没有说你不应当写作……”

这种原则上肯定，具体否定的说法，不仅使父亲奇怪，而且有些茫然了。当父亲向这位代表组织的人指出，她的爱人怎么能够白天在《人民日报》当编辑，晚上却可以在家搞漫画创作？父亲得到的回答，先是几声冷笑，然后是一句：“你怎么能够和他比！”

放弃吗？可惜！不放弃吗？不行！父亲处于一种令人非常苦恼的两难境地。

父亲所承载的压力是很大的，所受的委屈也是不小的。他实在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一定要让他放弃写作呢？如果能有另外的方式和技能，可以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的话，他甘愿不当这个作家。父亲深感业余创作的艰难，深感前进的道路是那么的不平坦。父亲也深感别人能把他的一切征服，但是，谁也征服不了他的追求和理想。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人新事新气象激动着他；发表了作品，在农村和青年中间发挥了作用，文艺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效果鼓舞着他；文学艺术本身的神秘的魅力纠缠着他；一个农家青年、半文盲，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有权拿起笔来写自己的事，说自己的话，又有可能成为作家的强烈欲望支撑着他。这些从内心中生发出来的强烈感受，使父亲不能不写下去！到了后来，越挨批评和指责，父亲就越觉得自己没有错：人民需要作家，革命事业需要作家，刻苦努力地追求“成名成家”，不比那些追求吃喝玩乐，追求女人，追求踩着别人的肩头往上爬，当官混事的青年高尚有为吗？父亲下定决心，搞好本职工作，在工作之余允许的情况下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和理想——给祖国写出几部好书来。他要默默地承担一切，苦苦地奋斗下去，一直到心脏停止跳动！

    父亲如此的不“听话”，使得《俄文友好报》的某些领导更为不满，1957年底，以报社要精简缩编为名，将父亲定为“编余”人员，计划分配到山西《太原日报》当工业记者。如果这样，就等于把父亲连根拔起，抛弃到远远的人地两生的地方去。那里没有父亲熟悉的农村，没有父亲要好的农民朋友，没有燕赵大地那适宜父亲扎根、生长的土壤，从此将会永远睡在文学梦中，将会自生自灭。

                                              （未完待续）

  《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已由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