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浩然

  1998年8月13日从《北京青年报》上获悉，浩然正在“挥笔写自转”。于是，于1998年9月1日，曾经致信浩然先生，内容如下：

浩然先生：

 您好。恕我冒昧，给您寄去那不知该不该寄的文字。

    在《金光大道》重印之际，有些人，包括您的同行，很不开心。借助舆论工具，敞开心扉，不无得意地谈“想法”，讨“说法”。《光明日报》1994年12月7日就发表了《关于重印〈金光大道〉的说法》。翌年3月15日，《北京青年报》报道了《如何看待“包装”〈金光大道〉》。从他们的“说法”、“想法”看，他们好象不仅仅是冲着您来的，还冲着出版者。而尤其冲着您写的那个年代及在那个年代艰难探索与艰苦奋斗的人们。正因如此，才写了《关于重印〈金光大道〉的说法》读后。其后，针对F的一席谈，写了《但愿只是“想法”》。写后，曾向相关报刊寄去。自知人微言轻，且又是同那等报纸、那等人物唱反调的文字，不会有人理睬。其实，几十年来，我十非清楚，“出版自由”从来都是相对的，不是可以轻易获得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因此，他们理与不理，我也并不格外在意：习惯了。

    今之所以将原先写的两篇文字寄给您，是因为从1998年8月13日的《北京青年报》上获悉，您正“挥笔写自转”，而且是要“写一个真实的历史”。写这样的自传的确不易。这点文字，也算是一个不相识者的一点“想法”吧。

    希望能早日见到您的自传问世。

    多有打扰，请见谅。

    祝您健康长寿！

                                                        一个敬重您的人：冯壮波

                                                                98、9、1

    那时不知道浩然已经生病。我把以上的文字邮寄给北京市文联，收信人写的是浩然。之所以那么写，是因为从媒体上得知他在那里挂着名。能不能收到，并没有把握。不料，1998年10月的一天，我竟然接到了河北省三河市文联给我寄来的一本由浩然先生主编的《苍生文学》。没有一个字给我。我知道，我写的文字他是收到了的。要不，就没有人寄给我我不曾知道的《苍生文学》。我似乎明白了先生的意思。我能要他说什么呢？他能给一个陌生人说什么呢？此时无声胜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