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

                                     梁秋川

第五章（2）

父亲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摸索、攀登，在前行中不断遭遇失败，又在失败中不断前行。

扫清封建婚姻制度残余，反对包办买卖婚姻，提倡婚姻自由，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农村开展进行的一项艰巨任务。第一部《婚姻法》1950年5月1日正式公布施行。这一涉及千家万户的国家大法，给亿万农民带来了欢乐和幸福，许许多多的的青年男女成全了美满婚姻；但由于封建意识的根深蒂固，婚姻自由也受到一些没有从旧的传统观念解脱出来的家长坚决反对，使得在农村推行起来也是阻力重重的。

《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农村的现实生活，也鼓动起众多的文艺工作者，反映婚姻问题的文艺作品相继产生，流行一时，并呈现出一种蓬勃而起之势。父亲也加入到这一行列。

在最初这类题材的作品中，确有不少经典之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时间一长，反映这类生活的作品越来越多，就难免互相雷同， 形成一种新的公式：男女青年在共同的劳动和工作中，产生了爱情，父母图钱财或守陈俗而反对，妇联会或青年团出面干涉，帮助忠贞于爱情的青年男女美满结合。……父亲曾先后写了六、七篇这类题材的小说，尽管在语言文字上花费不少功夫，煞费苦心地把故事编排得更加曲折，更加奇特，终是无济无事，全都失败了。

1956年3月，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随后，河北省第一次青年业余文学创作者会议也在保定召开。父亲本已被提名出席河北省的这次文学创作者会议，由于一些人为的因素，父亲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正式代表的名单上。经过努力争取，父亲忍辱负重，以唯一的列席者身份参加了会议。父亲在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听到许多有益的发言，受到很大鼓舞，信心倍增，也受到不少启发。作家谷峪在介绍他写小说《新事新办》的体会和修改过程时说：写新农村生活的作品，关键在于“新”字。要写出生活的“新”来，就得在选材的角度方面下一番工夫；角度新，作品就新，因此也就有了深度。谷峪的话很让父亲开窍，不由得想起自己那几篇反映婚姻问题的小说，想到它们一篇接一篇都没有写成功的关键问题，恰恰在于角度不新，没有一篇跳出当时这类小说的老框子；继而又想起现实生活中许多在这个套子以外的真实事例。其中的两个实例引起父亲深思。

有一年的春天，父亲来到顺义县焦庄户。一天晚上，房东大伯兴致勃勃约父亲跟他一起到邻村龙湾屯去观看文艺演出。演出的节目是反对包办婚姻、宣传婚姻自由的。没料到，房东大伯刚看个开头儿，就张罗回家，既不讲理由，也留不住他。第二天早晨，父亲把这件事当成笑话讲给了房东大娘。大娘听后对父亲说：“我们这边一演戏就是卖闺女，就是骂爹妈老顽固……谁没事儿睁着眼睛听他去骂呀！我们这边没有卖亲骨肉的，都愿意让他们过舒心日子……”这件事情过去不久，父亲在另一个村发现一位村干部的女儿婚姻观点十分错误，她很讲究婚姻自由，可惜自由得过了火，把恋爱、定亲、结婚当成儿戏，连续着退婚、离婚好几次，使得群众议论纷纷，影响极坏。父亲听到反映，觉得写成稿件不十分突出，不好表现，就当面批评那位村干部有失管教。那位干部有苦难言地解释说：“咱是领头的干部，得带头贯彻党和政府的法令，怕出面一管，人家说反对婚姻法咋办？只有让她去自由，装看不见，免得犯错误……”

父亲在基层工作多年，当新闻记者以后同样久住农村，不仅亲自处理过许多婚姻事件，耳闻目睹的事情更不少。新婚姻法是要消灭封建残余，从身心上解放劳动人民，使他们团结起来，走新的道路，建设新中国。这不仅符合青年男女的切身利益，也符合作父母的老一辈农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受到包括许多老年人在内的广泛拥护和支持。自由结合的新夫妻，比经过跟父母斗争，甚至打官司告状才得以成婚的要多的多，而且越来越多。他们能够自由结合，说明大多数父母是支持儿女婚姻自由的，起码证明他们的父母没有反对新婚姻法。

那天的会议结束后，父亲一边骑车往家走，一边思考着这些问题。父亲觉得：一个革命的文学作者，应该从积极的方面歌颂这样的父母，张正气，树新风。这样，不仅能起到正面的宣传教育作用，尤其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人的精神面貌。父亲走着想着，想着走着，忽然想起了他给姐姐去相亲的事情。父亲与姑姑很小就成了孤儿，婚姻大事只能靠自己张罗。父亲成亲是姑姑张罗的，给姑姑找婆家则是父亲做的主。媒人来到家里给姑姑提亲后，父亲拿不定主意，害怕上当受骗，就骑着毛驴亲自去相看；不仅看了他们的家庭状况，还跟未来的姐夫刘连第见面聊聊天。看到实情，父亲才放下心，订妥了姑姑的婚事。

                                              未完待续

  《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已由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