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与昌乐》前言

1960年，著名作家浩然以俄文《友好报》记者的身份，下放到昌乐县城关公社东村大队劳动锻炼，历时八个月。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了东村首任党支部书记。那是一个艰苦的年代，浩然除了跟其他下放干部一样下地劳动，还要跟队里的干部一起出主意，想办法，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他把自己当成东村的一员，完全融入群众之中，与乡亲们一起春种秋收，一起吃苦受累，一起忧虑和欢乐，把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还远去离东村上百里的高崖水库工地，在那里抬土筑坝，走访群众，写水库史。艰苦的劳动和工作之余，他一面坚持写作，一面与昌乐文学爱好者广泛接触，播撒文学的种子。短短八个月，浩然与东村乡亲，与昌乐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返京之后，浩然没有忘记东村和昌乐，从1983年至今，他已五次来昌乐“探亲”，并且带了老伴和女儿一块儿来。昌乐和东村也惦记着浩然，十几次派代表去北京和浩然定居的河北省三河市看望他。每一次互访，都留下令人难忘的佳话。一个作家，与一些原本非亲非故的他乡的农民，结下如此深厚而长久的友谊，这种现象，恐怕并不多见。其中深刻的内涵，很值得研究和探讨。

浩然访问昌乐时，深情地回忆起那难忘的八个月的时光，他说：“昌乐人把丰富的生活素材给了我，把聪明才智给了我，把为人处事的正直和厚朴给了我，也把昌乐这块宝地的仙气和昌乐人民的灵气给了我。从秋天收割大豆的时候起，我就忍不住地写起来，一直写到北京。一年多的时间，我发表三、四十篇小说，接连出版了两本书。离开昌乐整整两年之际，我动笔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小说里的那场麦收情景，都是我在东村亲身经历的，书中有许多给读者留下印象的人物形象，尤其是不要国家救济、偷着吃野菜的饲养员马老四，写的都是东村人，都有东村的原型做依据而写作出来的。”“没有昌乐人用他们的爱心、聪明、正直、勤劳对我的支持、帮助和培育，我写不出《艳阳天》。没有《艳阳天》，我还是平庸的我，尽管至今我还是个普通作家，但《艳阳天》毕竟让我辉煌一时。所以我对昌乐感恩，不忘昌乐，把昌乐当成我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这一段肺腑之言，高度概括和总结了浩然在昌乐八个月的生活、劳动和创作的体验，同时深刻地揭示了文学与人民、作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人民群众渴望文学，同时又是文学赖以产生的土壤和温床。作家需要人民，离开了人民群众，他的艺术生命就会枯竭。短短八个月，不仅为浩然创作的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他一生的创作思想、创作道路产生了深运的影响。他的“写农民、为农民写”、“写农村真情事、说农民心里话”的自律格言，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

浩然是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是广大农民喜欢和尊重的作家，更是昌乐人民喜欢和尊重的作家。他的作品广为流传，他的人品为人称道。他在昌乐生活和劳动的八个月，以及其后与东村的乡亲、与昌乐人民的交往，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和发人深思的话题。这其中绝大部分已形成文字，见诸报端，还有一部分尚散落民间，将这些史料加以搜集整理，出版发行，让人们了解一位著名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他的成功之路，于当今，于后世，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我们值此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之际，编辑这辑文史资料专辑——《浩然与昌乐》的初衷。如果读者能从中体味到些许为人为文的道理，得到某种启迪和激励，我们将深感欣慰。

这辑文史资料专辑的出版，得到了昌乐县委、县政府和“浩然研究会”的大力支持，许多与浩然同志一起工作、交往较深的同志纷纷动笔撰写文章，特别是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刘锡诚在百忙之中，亲自写序，并给予了指导，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