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浩然
(五)
杨啸
果然,经过了没有多长时间,北京市*委就实事求是地给浩然做出了结论:浩然和“四*人帮”没有任何牵连;在文*化革命中没有问题。
此后不久,浩然就又深入到他衷心热爱、魂牵梦绕的农村去了。他决心要重新奋起,用他的笔,再创辉煌。
他先是在京东三河县的段甲岭,挂职段甲岭镇的副镇长(这地方紧挨着蓟县,离他青少年时代生活和成长的地方很近)。当他一到了他所熟悉和热爱的农村,当他一和那些跟他心贴心的农民生活在一起,他的心情便豁然开朗,创作激情便又开始汹涌澎湃。于是,他的作品又接连问世。在这段时间里,他陆续发表和出版了长篇小说《山水情》、《晚霞在燃烧》、《乡俗三部曲》;中篇小说《浮云》、《枣花姑娘历险记》、《弯弯的月亮河》、《姑娘大了要出嫁》、《高高的黄花岭》、《傻丫头》、《老人和树》、《战士小胡》、《细雨蒙蒙》、《赵百万的人生片断》、《男大当婚》和许多的短篇小说。
1988年6月,他离开段甲岭,搬到三河县泃阳镇,从此在三河县长久地扎下根来。
在他搬到三河县城关镇后不久,我曾去看望过他。当时,他已住进三河县政府为他建造的一所小院里。那小院在县招待所大院的西南角上。一排平房,一明两暗。一进屋门,中间的一大间是客厅;东边的一间是卧室;西边的一间是书房。西边还有单独的一间是卫生间。南面还有一排和北房相对的比较低矮的小房,是做伙房和放杂物用的。院子很窄小,倒是比较安静。院子里靠北房东里间的窗外,栽了一棵石榴树,我去那里的时候,石榴树正开着火红鲜艳的花朵。浩然给这所小院取名为“泥土巢”。他亲笔写了“泥土巢”三个字,请人镌刻在一块不大的石头上,镶在了小院门旁的墙上。他当时给自己定下的座右铭是:“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他把这十六个字用毛笔写成条幅,挂在书房的墙壁上,以便时时提醒自己。他把他的老伴朴桥大嫂也带到了这里来,为他在这里长久地扎根安排好了一切。他满怀信心地对我说,一定要写出反映新时期生活有分量的好作品,他完全相信自己有这个实力。
不久,他创作道路上的又一部力作——反映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苍生》就问世了。这部长篇小说一问世,立刻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评论界的高度评价。不久,被改编成电视剧,搬上银屏,又荣获全国大众文学奖。
1983年,我的反映草原生活的儿童文学长篇小说《鹰的传奇》三部曲(该“三部曲”后来荣获以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名字命名的高规格文学大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的第一部《觉醒的草原》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出版之前,我把书的清样寄给浩然,请他作序。他当时正在山东采访,他看过书的清样之后,立刻高兴地写出了激情洋溢的序言。他在序言中,深情地回忆了我们多年的友情后,写道:
杨啸把他的小说校样从内蒙古大草原上,寄到渤海之滨的胶东半岛。正在旅途中 的我,认真地读着,觉得是这般亲切。就像杨啸又坐在我的身边,和我促膝交谈,娓
娓动听地向我讲述着他在内蒙古草原上所见所闻的新奇故事……然而,我们之间,此
刻,却是相隔千里!此情此景,使我不禁想起王维的诗句: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是的,一个作家苦心经营多载的作品完成之时,就是他最值得庆贺的节日。我要 和杨啸共同分享这节日的喜悦。此刻,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了他的面影——不是如今
两鬓已花白的他,而是当年像个孩子模样的他……
浩然在三河落户扎根之后,一边紧张地从事自己的创作,一边抽出相当的精力,着手培养当地的文学新人。三河县这块土地,位于京、津两大直辖市的中间,在河北省来说,经济发展堪称是名列前茅;然而,其文学艺术的发展却相当滞后,甚至可以说是一片文学的荒漠。多少年来,这里从未出过一个像样的作家,零零星星的一些文学爱好者,也是没人关注,缺少扶持,自生自灭。浩然因为自己在走上文学道路的初期,作为一个青年业余文学作者,历尽了艰辛,甚至受到过刻骨铭心的冷落和压制;他深知从事业余创作之不易。因此,自从他成名之后,对业余作者从来都是十分关心、十分热情的。记得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正在写《艳阳天》的时候,曾有一个河南农村的青年业余作者,专程跑到北京来找他。他听那年轻人说明来意后,当即热情地给那年轻人安排了吃住,让那年轻人在北京住了好几天。几天中,他抽出不少宝贵时间,细心耐心地跟那年轻人谈有关文学创作的问题。在那年轻人临走时,他不但送给了那年轻人几本他的书,还给那年轻人买了车票。当时我正在北京,浩然还拉上我,跟那年轻人一起照了像。多年来,像这样的事,是不少的。此时,他来到三河,看到三河在文学艺术方面竟是如此落后,便下定决心要在三河这片土地上,播撒文学的种子,浇灌文学的幼苗,培养建立起一支以农民作家为主体的文学创作队伍。基于这样的想法,1990年他创建了三河文联,并自任三河文联主席;又创办了《苍生文学》,自任主编。他为《苍生文学》制定的办刊宗旨是:“让苍生写,给苍生看,抒苍生情,立苍生志”。从此开始了他在三河的“文艺绿化工程”。经过十年来的呕心沥血,浩然在三河的“文艺绿化工程”,已经是绿树成林,硕果累累。
浩然在三河扎根落户后的这10几年来,我曾多次到三河去看望他和朴桥大嫂。尤其是近些年来,他的身体不大好,朴桥大嫂的身体也一直不好,我的心里就更是时常惦念着他们。因此,每逢我到北京去,或者是去外地途经北京,我便常是抽工夫到那里去看望他们。有时是我一个人去,有时是我和文学界的朋友一起去,还有两次是和我的老伴一起去的。由于浩然和我多年来的亲密关系,我的老伴和朴桥大嫂也好得像是亲姐妹。每逢我和老伴去了他家,我和浩然,我老伴敬兰和朴桥大嫂,就总是各自有着说不完的知心话。
1985年8月,正是草原上秋高气爽的季节。浩然曾专程到呼和浩特看望我和内蒙古文学界他的一些朋友。在内蒙古的作家中,很多人和浩然有着很深的友谊。这些作家,大都也是我的好朋友。在此之前,浩然虽然曾到过内蒙古东部区的昭乌达盟等地,可还从来没有到过呼和浩特和内蒙古的西部区。大概是由于听我经常向他讲述伊克昭盟和呼和浩特有关情况的缘故吧,浩然早就有着要到这里来的愿望,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愿望一直还没有实现。这回他终于下决心,放下手头的工作,到这里来了。他来到这里后,受到云照光(内蒙古政协副主席、原内蒙古文联主席)、敖德斯尔(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内蒙古作家协会主席)、扎拉嘎胡(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张长弓(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贾漫(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邓青(《草原》顾问)、张志彤(内蒙古文联副主席)、照日格巴图(专业作家)、赵纪鑫(内蒙古京剧团团长)、毕力格太(呼和浩特市文联主席)等朋友的真诚欢迎和热情招待(至于我,那就不用说了)。朋友们轮流做东,大家陪上浩然,到一处又一处、一家又一家去欢乐聚会(以前,这些朋友到北京去时,不少人也曾受到过浩然的热情款待),每一场聚会上,大家都是敞开心扉,无拘无束地谈文学创作,谈文坛轶事,谈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总是欢声笑语不断。在此期间,还由内蒙古文联和呼和浩特市文联各自组织了一场浩然谈创作的报告会。浩然在呼和浩特逗留了几天之后,又由扎拉嘎胡、张长弓、贾漫、韦魁元(内蒙古文联组联处长、作家)和我陪同,经包头去伊克昭盟参观(同去的还有我的长篇小说《鹰的传奇》三部曲的责任编辑、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资深老编辑饶竹纯)。途中,顺便游览了达拉特旗有名的响沙湾。是日,风和日丽,蓝天白云,天气不冷不热;已是有几天没有下雨,沙子已很干燥(只有沙子干燥时才会发出响声)。爬上高高的沙山,坐在沙坡上,往下一出溜,沙坡便发出“轰隆、轰隆”的鸣响,清晰嘹亮,令人称奇。到伊盟后,受到伊盟盟委、盟公署和伊盟文联的热情接待。伊盟盟委书记伊钧华同志在招待浩然的宴会上,带头放声高唱伊盟民歌,使宴会的欢乐气氛达到高潮。随后,又由伊盟文联组织了由浩然和陪他去的内蒙古作家,为伊盟文学作者和文学爱好者谈文学创作的报告会;并由伊克昭盟盟长夏日、伊克昭盟盟委宣传部部长包俊臣、伊盟文联主席柳谦、副主席乌雅泰陪同浩然一行,参观了伊金霍洛旗的成陵。在返回呼和浩特的途中,又参观了包头有名的喇嘛庙五当召。五当召寺庙建筑规模之宏大,建筑风格之别致,均令人惊叹不已。由于在五当召流连忘返,从包头返回呼和浩特时,已是夜间。为怕司机疲劳,在公路上停下车来休息。秋风瑟瑟,皓月当空。从田野间捡来柴草,在马路下点起篝火。大家围着篝火说说笑笑,更是别有一番情致。浩然高兴地说:这次呼和浩特、伊盟之行,给他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
还有一件事,也需要在这里记下来。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伊盟造反派多次派人到北京向浩然调查关于我的所谓“5·16 ”问题——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我在伊盟一直是接二连三地挨整。1970年夏到1972年初,我被发配到伊克昭盟的“五七干校”。当时的伊克昭盟,是造*反派掌权。造*反派想方设法要把我打成“5·16 ”分子。派人到处外调,搜集和拼凑妄图把我打成“5·16 ”分子的材料。一次又一次地到浩然那里去调查我和北京“5·16 ”的关系问题。浩然见他们这样没完没了地纠缠不休,就生气地说:“我已经跟你们反复说过了,杨啸跟‘5·16 ’没有关系。你们不相信,那你们就先调查我吧!先看我是不是‘5·16 ’分子?”这样,他们才不再去浩然那里纠缠。
最后,就让我用一首小诗来结束这篇长文吧:
四十五年莫逆交,
肝胆相照搏风涛。
犹记莲池①文学梦,
难忘西山②壮志高。
白发虽增千万茎,
雄心未减半分毫。
但期身健笔亦健,
再为时代写狂飙。
①莲池:保定市城内有颇具盛名的古莲池。此处的莲池就是指古城保定。
②西山:指浩然在那里写出了其代表作《艳阳天》;浩然、张长弓、王栋、杨啸曾共同在那里写作、在那里畅谈文学、畅谈雄心壮志的北京西山八大处中国作家协会作家休养所。
2000年8月2日写出初稿;8月8日改毕于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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