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浩然

（一）

                                                杨啸

    1978年春，当一些省、市的刊物对浩然批判得正热闹的时候，我当时所在的伊克昭盟，也有人把矛头对准了我，大造舆论，说是：“杨啸和浩然的关系不一般，浩然有问题，杨啸也肯定有问题……”一时间，沸沸扬扬，声势汹汹。有人甚至发狠地声言：“浩然是已经倒定了！不打倒杨啸也誓不罢休！”在一次会议上，有人居然跳起来，面对面地向我发难，质问我和浩然之间是什么关系。于是，我作了如下的发言：“以前，我从来没有大肆宣扬过，我和浩然是好朋友；那是因为浩然的成就很大，我不想借朋友的荣誉为自己的脸上贴金。现在，我要公开声明：我和浩然是好朋友。从青年时代起，我们就是好朋友。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到北京时，我经常是住在他家……浩然到底有没有问题，你们给他做不了结论，我也给他做不了结论，那得北京市委给他做结论。可是，我现在可以公开地说：我认为，浩然没有问题，浩然是个好同志……”

    我当时之所以敢于在大会上公开发表这样的声明，是因为我对浩然的为人、对浩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都是心中有数的。

    从那以后，又过去了20多年。这20多年来，我和浩然仍继续保持了亲密的交往。算起来，我们之间的这种交往，至今已有45个年头了。

    1955年2月，《河北青年报》发表了我的处女作鼓词《王家庄签名大会》。接着，又连续发表了我的几首短诗。随即，《河北青年报》的编辑常庚西便热情地邀请我到他那里去玩。很快，我和常庚西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常庚西对我说，不久前，他还结识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名叫梁浩然，也是个常给《河北青年报》投稿的青年人，是个非常热情的好同志。庚西说：“你们俩也应该认识认识，做个好朋友。”我听了常庚西的这个话，当然是非常高兴，从心眼里希望能尽快认识这位梁浩然。不久，便在庚西的安排下，在《河北青年报》的一次作者座谈会上，我和浩然见了面。因为，在此之前，庚西就已经向我介绍了他的情况，大概也早已向他介绍过我的情况，所以，见面之后，当庚西一说各自的名字，我们就互相感到格外亲切。就好像不是初次相见，而是早已认识了好久一样。

    就这样，我和浩然相识了，并且在各自的心里，对对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当时，我19岁，正在保定银行学校读书。浩然23岁，刚从基层调到《河北日报》社当记者。庚西和浩然同年，也是23岁，不久前才从基层调到《河北青年报》当编辑。

    因为我们三人都是来自农村，对农村生活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感情。并且，心性脾气也相投，所以，很快就成了知己的好朋友。

    这以后，我们三人经常在一起倾心交谈，共同做着美好的文学梦。

        1956年夏天，河北省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河北省的省会保定召开。常庚西、浩然和我都参加了那次会议。当时我并不知道，由于《河北日报》社某些人出于对浩然才能的忌妒和压制，竟无理地剥夺了浩然做为大会正式代表出席会议的权利，浩然是顶着压力、忍受着屈辱，以列席代表的身份参加那次会议的。我当时只知道有浩然和庚西这两个好朋友一起参加会议，心里由衷地高兴。在会上，浩然、庚西和我在一个小组参加讨论，又共同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浩然热心地把新老朋友们召集到一起合影留念。在一起合影的有浩然、常庚西、韩映山、峭石、王保春、卢万全、孟敏、任勇和我。这张照片，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当年的翩翩少年，如今都已成了年过花甲的老人。然而，每当看到这张照片，当年的情景，便会历历在目。几十年后，浩然在他的自转体小说第三部《圆梦》一书中，对出席这次会议的情况和他在会议期间所受的屈辱，做了详细地描述。

    这次会议之后，我和浩然、庚西的交往就更多、更密切了。

    一次，浩然带我到他的住处去。那是他自己租的房子。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地方离报社不太远，是一座小小的、破旧的四合院。有北房、东房、西房和南房。浩然租住的是南房的西间。那房子又低矮又狭小。小小的窗子朝北开，窗子上没有玻璃，糊的是窗纸。为了挡雨，窗外还遮了一块油布。因此，屋子里黑洞洞的，没有光线。屋里有一条窄窄的土炕，炕上放着一个小小的木桌，小木桌上放着一盏小小的煤油灯。因为住进来的时间不长，屋子里还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发霉的气息。一进屋，浩然就划了根火柴把小煤油灯点着了。在小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下，我才看清了屋里的环境。浩然对我说，他爱人带着孩子回蓟县老家去了，如今就他一个人住在这里。每天晚上，他就是在这间小屋子里，坐在这小土炕上，在这盏小煤油灯下，趴在这小木桌上写稿子的。他鼓励我，一定要发奋努力，争取写出好作品来。我对他的刻苦精神很钦佩。他说的话和他租住的那间小黑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回想起来，我们俩在那间小黑屋里昏黄的小油灯下谈话的情景，还会清晰地映现在我的眼前。

    就在开过河北省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不久，由中苏友好协会在北京新创办的《俄文友好报》要调浩然到那里去工作。到底去不去？浩然有点拿不定主意。一来是他怕去那里后会离开他所熟悉的河北农村，对他的文学创作不利；二来是《河北日报》社他身边的几个年轻朋友也不愿让他离开，劝他不要去。我和常庚西对这事的看法一致，都是坚决支持他去。关于这件事，浩然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圆梦》一书中这样写道：“有一天杨啸来找我玩，我俩就一块儿去看望《河北青年报》的常庚西，对于我离开不离开河北的事，想征求他的意见。”“常庚西跟我同岁，但比我成熟，看问题也开阔。他见我在调动工作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就非常果断地帮我拿主意：‘我认为你应该服从组织调动，去《友好报》工作。北京是国家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好多名作家都住在那儿，多接触接触他们，你的文学水平提高会更快。’”“杨啸比我们小两岁，但做事情很有主见……他当时极力支持我走。他说：‘调到北京，距离你熟悉的冀东农村不是远了，而是近了。当了全国性报纸的记者，还可以到全国走走，开开眼界。这两方面对你深入农村生活都有利。走吧，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呀！’”就这样，浩然又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了离开河北，到北京的《俄文友好报》去工作。

        1957年夏天，我要从保定银行学校毕业。毕业前夕的4、5月间，我和一些同学到北京的银行去实习。当时，浩然已调到北京《俄文友好报》去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我到了北京的时候，正赶上他不久前发现患了肺病，住在北京西郊的北蜂窝《人民*日报》疗养所疗养。我便利用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去看他。在当时的北京来说，北蜂窝那一带地方还比较偏僻，也比较荒凉，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那疗养所。疗养所在几排平房的最后一排，房间里的设备很是简陋。屋子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不大的桌子和一把木头椅子。当时，肺病似乎还是一种很可怕的传染病，一般人得了这种病，在思想上都会有很大的压力。在去那里之前，我想浩然说不定也会因此而很苦恼。一路上想着见了他该说些什么开导和安慰他的话。当到那里见了他的面，却见他精神很好，根本没有把病当成一回事。他对我说：“你放心，我这点病没事儿。”并且告诉我，他正利用在这里疗养的时间写小说。说是已经写出了好几篇，并且写得都比较满意。我听了他的话很是高兴。于是我们又像从前到了一起一样，兴致勃勃地谈起文学来。

        1957年7月，我从保定银行学校毕业了。当时全国只有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保定和长春办的两所银行学校，毕业的学生差不多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分配。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地区有北京、天津、山西、河南、河北、内蒙古、青海等地。根据我的条件，留在老家河北，或者是分配到北京、天津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却下决心要到内蒙古。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青年人都有一股子热情劲儿，要响应党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读了一些描写内蒙古草原生活的作品，对美丽的内蒙古草原产生了强烈的向往和憧憬。一心要用自己手中的笔，去描绘绮丽迷人的内蒙古草原风光。我把我的想法写信告诉了浩然，浩然回信对我的决定表示热情地支持，并在信中附了一个漂亮的书签，在书签的背面，题写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最有名的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以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个寄托了他对我殷切期望的小小书签，几十年来，一直夹在我书柜中的藏书中珍藏着。

    就这样，我到了内蒙古，并且在内蒙古草原上深深地扎下根来，至今已过去整整43个年头了。

我到内蒙古工作后不久的1958年初，党中央号召干部下放劳动锻炼。我又下决心要抓住这个机会，下农村去深入生活。我又把我的这个想法写信告诉了浩然，浩然又是对我的想法表示热情地鼓励和支持。他在给我的信上说：你的生活底子比较薄，能有这样的机会到农村去，和农民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很难得的。对你的创作一定会大有好处。于是，更坚定了我要求下放劳动锻炼的决心。经过我向组织上反复申请，我下放劳动锻炼的请求终于被批准了。就在1958年刚刚过罢春节之后，我就和几位和我一同被批准下放劳动锻炼的同志一起，到了伊克昭盟达拉特旗黄河岸边的一个小小的村子里，开始了在农村的劳动锻炼生活。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后，在农村火热的新生活激励下，我的创作激情十分高涨。白天和农民一起在田间劳动，夜晚，就在自己住的一间小小的土屋的土炕上，在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下，趴在一个破木头箱子上写稿子。这一年，我写得很多，也发表得很多。计有好几篇小说和几十首诗歌，分别发表在《蜜蜂》、《草原》、《星星》、《安徽诗歌》、《内蒙古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在《蜜蜂》上的小说《大字报》和发表在《草原》上的小说《姑娘和汽车司机》，均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为广播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在这过程中，浩然多次对我予以鼓励。他还把我的小说《大字报》推荐给他所在的《俄文友好报》。《俄文友好报》将其翻译成了俄文，准备在该报发表（后因故未发出）。

    在此期间，浩然的创作成就更是如日中天。自从1956年底《北京文艺》接连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和《春蚕结茧》后，他的创作势头可以说是一发而不可收。从1957年起，他的短篇小说一篇又一篇接二连三地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到1958年，更是达到了高峰，有时一个月竟同时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两三篇。我自然是为他的成就感到无比欣喜。在此期间，我们之间的书信来往不断，信的内容都是互相表达喜悦的心情和互相鼓励。1958年5月，浩然的第一本小说集《喜鹊登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他拿到样书后，马上就寄了一本给我。我看到后更是高兴不已。我认真地读过之后，立刻写信向他表示由衷地祝贺。记得我还把发现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也一一在信上告诉他，供他在再版时加以改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