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我没有诗才。这是千真万确的。

小时候，由于穷，由于孤，由于战争，我勉勉强强、断断续续地念了两年多小学和将近一年私塾，就跟“学生时代”彻底告别了。这以后我的活动天地呢，除了那只有五十来户的靠山小村之外，就是村西边经过一个小五道庙、挨着干石头河道的两小块土地，还有村北边穿过枣树林、翻过一道山梁的小果园。参加革命工作了，区里、县里常走动了，这些机关仍然在十几里以内的山前或山沟里。接触的人呢，开始是本村一百多名男女老少，接着是区、县干部，还有拿枪打仗的下层指挥员和士兵，这些战友们差不多都想方设法弄到一只经常“拉稀”的，或者缺少一点零件的钢笔佩带在胸前，然而他们的大多数还都把我这个连首都的“都”字都不会写的孩子当成“文化人”看待哪！

……

我爱上了写作，一爱写作，就爱上了诗。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诗”，更不会写，我却写起来了。每天都写，到处都写，在我的眼里，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成诗，提笔就干，下笔一篇，从未尝过什么构思、推敲这类精神活动的酸甜味儿。尽管粗制滥造，不成文体，但那股子发作了的诗兴，那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的的确确是难能可贵的——我这样看，如今还是这样看我走过来的那段路程。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真是太神、太奥妙了。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这才恍然大悟，这才认识到：我不是一个天才，而是一个时代的幸运儿。

……

解放了！处处都是新人新事新气象，许多我过去空想都不曾想过，如今都欢蹦乱跳地展现在我的身边眼前。即使我是在诗的土壤里沉睡的一颗劣种，在这春风春雨大好阳光的感召之下，也不能不发芽了！

就这样，我写起诗来了——实际上是一些快板、歌谣。

写了多少“诗”，我记不清，也不可能记清。反正我所经过的村庄黑板报上，都要抄上几首——这是我当时大量发表诗的园地；同时，自己用白纸锁线装订了两个厚厚的大本子，写了一首，就抄写在上边，“认真”又“严肃”，有的加个花边，有的还画了个文不对题的插图，五年间，满满当当，抄写了两大本子，见到谁给谁看——这是我当时出版的诗集吧？

我非常地珍惜它们！

……

我竟然产生了一点小苦恼。

一九五五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我从通县专区这块地方走出来，投入更大范围的急风暴雨、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里，加上新闻记者生活的习惯，我开始喜欢散文创作了；同时，我发现自己写过的东西，根本不像诗，没有一点诗味儿。从此，我明确的、一点不带痛苦地宣布：我没有诗才！

我辜负了培育我“诗兴”的故乡；更辜负了以雨露灌溉它的火一般的斗争新生活！

我丢下了写诗的念头，也丢了我所珍惜的那两本子“诗集”。如今落到何方，早已记不清了，或许已经变成了大哥们的卷烟纸，大娘们的引火柴，为大嫂们干什么需要服役了。

说丢了写诗的念头，实际上还是藕断丝连的。有时候，那股子诗兴，还会油然而生，就顺手在纸片子上抹它几笔，又顺手把纸片丢在烂纸堆里，或夹在一本什么书册里。

十二年后的七月二十三日，整理烂纸，无意中掏出一些写着诗的纸片，往昔的珍惜之情，又在我的心头复萌了。一边翻着，觉得只言片语还有那么一点意思，尤其引我回忆起许多东西，很多事情，很多早已断了来往的人：我想念这一切，也自然地想念那两本“诗集”了。

“诗集”是找不到了，但类似这些纸片的那些抄录诗歌的小本子也不算少，总还有希望看到它的一毛一羽。面对这些纸片子，我觉着还是把它们保存起来好。因为它们，是我走到今天的一个阶梯，不能过了河就拆桥。何况，我现在并未过了河，这个桥，那怕只是一块板子，也还应当留着！……

每个人，都有他光屁股或穿开裆裤的时代。如果说，丢失的那两本子诗稿是我光屁股的小影，那么，被涂抹在这些纸片的东西，就是我穿着开裆裤时期的照片，也是我越来越不成器、越长越没出息的证明。每个人都有过光屁股和穿开裆裤的时期，用不着羞于见人，更不必把它撕掉，只是别装在红漆镜框里、高悬在卧室中央，向那些从叼着奶头、骑着尿片就高明者面前展示就够了。

这样一想，继续翻那些没有翻到的东西，翻到一首，马上抄下来，几个夜晚，抄了这么几十首。没有任何选择，除个别篇章减掉一些过于冗长的地方、剔去几个生冷或不通的文字，完全保留了它们原来的真实面貌。

抄完之后，写了这么几句话，订在本子前边，不过是信笔由心，发下偶然而至的感想而已，没有别的目的。

我想再下一番功夫，把“光屁股”时期的照片也搜集几张，订在一块儿，那时，我要痛痛快快地写一篇感想！

诗是一种最便于投入战斗的武器！

……

我是没有诗才的。

然而，直到今天，我还爱诗；因为我爱这个诗的生活、诗的人民、诗的国家呀！

                             一九六七年七月廿六日北京北门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