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浩然寄印章

孙宪荣

    今年5月初的一个晚上，作家浩然的女儿梁春水在北京打来电话说我寄去的那二方给浩然的印章他收到了，并代她父亲连声道谢。放下电话我顿时从心里的最深处长呼了一口气，自己对着自己说，又一桩心事了却。

    正是初夏时节，微风徐徐吹来，盛开的槐花那悠悠的清香灌进我的窗户，我沉醉其中，感到格外舒心和惬意……

我和作家浩然通信多年，但萌生为他请人镌刻印章的念头却是脑海间偶然一个闪念。为作家刻印的则是我的好友王岳青。

多年以来，我因诸多爱好的缘故，和朋友王岳青接触频繁。细说起来，我这位年过半百的好友在阳泉可谓是一个人物，他不仅是市书协副主席兼石舟印社社长，也是近年来活跃于三晋书坛并在我省书法创作和书法研究上卓有成就的实力派书法家之一。闲暇时，我俩经常凑在一块海阔天空的闲聊，聊文学、聊书法。聊到炽热时，我还把我从不轻易示人的枕边书推荐给他。浩然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乐土》、《活泉》、《圆梦》他就是这样依次看到的。看得聚精会神。他比我年长几岁对浩然的名字并不陌生。曾多次津津有味地说起他早年在乡下初次阅读《艳阳天》时的艺术快感，言语间流露出对作家的仰慕之情。有一次我拿出浩然赠我的签名本《浩然研究专集》共同翻阅时，他略为留意了一下扉页落款下浩然的印章，以专业水准的口吻说：“这印章刻的太一般。”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便抓住他这句话，趁机说：“你不妨给浩然刻方印吧，”没料，他不假思索答应了。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便着手此事，从选料到刻字样都进行商量。石料是岳青去太原办事时买回来的，是那种通体呈黄色的寿山石。据说，类似的石质现在已不多见。岳青忙里偷闲，全身心的投入到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篆刻创作中。印章共镌刻了二方、一方古玺、一方汉印。古玺取至浩然过去的书斋“泥土巢”,汉印则为“浩然私印”四个字。在附边款上岳青曾坚持刻上我的名字，我再三推辞，他便刻上了他的名字，这二方印章保持了岳青固有的特点——“看似雅朴，实皆巧思。用刀轻浅灵活、结字颇具匠心，章法经营于疏密处见用心。刀笔相济，韵味别致，气息深沉。”

二方刻好的印章一直锁在我的书柜里。我想等有时间再去拜见浩然时，作为一件重要的见面礼亲手送到先生手中。可从那之后先生的身体状况令我始料不及。原来，我逢年过节经常给病重的浩然去电问安，可从2002年之后，当我数次把电话打进先生家里，却再也没有听见他熟悉而又亲切的声音。他年迈的夫人总是告我说在北京住院治疗，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抑制不住猜测，一种紧迫感油然而生，为避免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今年3月份，当我把电话打进由浩然主编的《苍生文学》编辑部时，接电话的巧好是现在的执行主编刘树玆先生。他不仅详细介绍了浩然的身体现状，还告诉了我浩然的女儿梁春水的联系方法，没过多久，我们便取得了联系，我把这二方包装好的印章按照她在电话上提供的地址邮寄去了。随同这二方印章寄去的还有我和朋友岳青对病重浩然深深的牵挂和衷心的祝福。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数月过去了。我对作家浩然由了解到热爱，到情谊，经过30年漫长时间的折射，变得更浓郁更亲切也更美好。或许，我寄去的印章，浩然看到后，疲惫的脸上会绽出一丝笑容，或许，他会想起我这位久违的读者。每每想到这些，一种甜蜜感从灵魂深处潺潺流过。

                                 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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