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约

——在我生命里那些与浩然相关的岁月

叶  东

说起我读浩然的小说要追溯到很久以前，那时候我也就十一二岁，正读小学。学校放暑假，我回乡下老家去住一阵。大人们白天下田劳动，我闲着没事，就在祖父屋里东翻西翻。我发现有一只长方形的篮子吊在半空的钩子上，很是特别。那篮子刷过漆，有年头了，没光泽，暗红色，篮子顶端还有盖子。不知道里边会藏着啥宝贝？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垫了凳子，把那篮子拿了下来。掸掉灰尘，打开一看，里面码着几本没有封面的书。我翻了翻，没头没尾，估计是《语文》书，因为除了文章还有分单元的练习什么的。书里的内容都是我从没接触过的，估计是很早以前的中学《语文》了。我就一篇篇地读。书的纸张泛着黄了。但我仍读得津津有味。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篇《一匹瘦红马》。小说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写的。尽管我是囫囵吞枣，不一定完全理解成人世界，但内心深为一个青年努力饲养社里的一匹瘦红马的故事所动。浓郁的乡土气息，清新的人物形象，都能与我的故乡、我的乡亲一一对应起来。我祖父是生产队长，队里没有马，但有水牛啊。生产队里每天都会发生些有意思的事。不过呢，的确没有人写过我们的生产队。我们在江南，而老课本里写的是华北。但是，我从此记住了一个名字：浩然。这篇使我读完了要向着北方畅想一番的短篇小说，就是浩然写的。从该篇小说中我还了解到浩然姓梁。——我现在推算，其实那个时候，浩然早已是著名作家了，只是我还是个小屁孩，并不知道中国文坛上发生的事。我所在的江南小城熟知浩然要到《艳阳天》拍成了电影那会儿。

有一天，邻居小三倌说晚上木器厂要放电影。欢天喜地的大好事竟让我们遇上了。于是，河东街上的小孩子早早吃了晚饭结伴到小三倌父亲所在的工厂“常熟县木器厂”去看电影。当晚放映的电影是《艳阳天》，彩色故事片。我们看这部电影时，《艳阳天》在全国还没有公映。据说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人（两个人），他们跟木器厂的厂长关系好，就来了。那晚，高而瘦的厂长出席观看，和电影厂的那两个人少不得有一番握手寒暄。免费放电影，也是他为厂里工人提供的一项福利。职工的家属和厂区周围的居民都来了，就像过节日似的，把个木器厂挤得像沸腾了的热锅。那条曾经咬过小三倌姐姐的、很凶的看门狗也被厂里的门卫早早地关了起来。记得那部片子的拷贝是十六毫米的，我们在木器厂狭长的食堂兼会议室看电影，因为银幕小，所以看着也不头昏。（银幕大了，挤在前面看，人要感觉像晕车一样的。）看电影前，人们都在说着地方上的一个人与这部《艳阳天》的关系。我们被传言告知将在这部电影里看到庞学渊的女儿。庞学渊是五十年代常熟城区设市时的市长，他的兄弟庞学勤（主演过《古刹钟声》）在长春电影制厂任职。庞学渊的女儿喜欢文艺，长大后就到长影厂去拍片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在我们那里却是稀奇事，有很长一段时间热议。大家的神情都很自豪，就像自家的亲戚上了银幕争了脸面一样。可惜，庞学渊的女儿不是主演，她的出场是丰收之后麦子过磅时，她负责秤麦子。这让不少人有点失望。我们坐在木器厂食堂的饭桌上看了《艳阳天》，我们如果不坐在饭桌上就会被前排黑压压的人影遮了视线。回想起来，我们其实是坐在生活的沙漠上，而悬挂在眼前的那片渐渐生动起来的银幕其实就是生命里意义深远的绿洲——那勃发的生机似一颗饱满的种子落入泥土相伴涌起的欣喜、似一缕春风吹过心头油然而生的希冀、似一脉清流翻过山峦重重的阻隔奔向东方的铿锵之旅！成年之后，我重读长篇小说《艳阳天》，觉得作为电影的《艳阳天》只是撷取了原著的故事线索和人物关系而已，浩然这部小说所达到的艺术高度，电影是难于呈现的，更难于复制，但对于那时的人们已经足矣！

西沙之战打响那会儿，我在县第二中学读初一。那时候的学生很关心时政。老师拿了报纸到课堂里来读有关西沙之战的通讯报道、读张永枚的长诗。读到紧要处，讲台上讲台下那真是同心同德，群情振奋。爱国主义教育深入我们的心田。后来，我到县南街的新华书店转转，看到有浩然的《西沙儿女》上柜了，这部书分为“正气篇”和“奇志篇”两本。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初中生口袋里是没有零用钱的，要是拥有自己心仪的作家的书那是何其富有了。而于我，只能长久地隔着玻璃柜台与波涛汹涌的《西沙儿女》相望。听说这是一部用诗化的语言写成的书。那样的小说，是怎样的气象？那种境界，我真的很神往。奢侈的神往——我的口袋里是干瘪的。后来同学有了连环画版的《西沙儿女》，我借来一睹为快。程亮啊、阿宝啊、火种啊都在我的记忆中深深扎下了根。到了我有能力购买喜欢读的书的时候，《西沙儿女》早已绝版。当然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可以买到旧书，但我这个人不喜欢旧书，尽管一本书经过了岁月的风雨沧桑能尚存世间是多么的不易。但是请允许还让我保留洁癖的坏习惯吧。有幸的是，后来我藏有2012年第7期《连环画报》和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的《老连环画里的政治与情感历程：中国画语》。绘画版《西沙儿女》出自赵仁年的手笔，《连环画报》选发了59幅。《中国画语》在第五章“国防线上”以《西沙，可爱的家乡》和《历史的写照》为题选发了《西沙儿女》连环画中的6幅。仔细把两者比对，才意识到我当年看的《西沙儿女》并不是赵仁年的版本而是《中国画语》里提到那个版本。绘者是谁，那本书里没说。但我依然感谢他们，是这些画让我重温我的少年时光。那时的我，在资讯不发达的年代，在长江南岸的一隅，通过《西沙儿女》领略了祖国辽阔壮丽的南海。精神上的富庶足以让人挺直腰杆。正如《中国画语》编著者所言：“根据《西沙儿女》改编的连环画是文革后期连环画的精品。作家浩然将西沙海战这一战役纳入更广阔的历史长河中，描写了渔村人民的爱与恨、他们的呻吟与反抗、他们的解放之路和保家卫国的斗争生活。虽然这部作品因江青的推崇和本身的极左色彩而遭到批判，但这并不能遮盖住作品本身的动人魅力：沙滩、贝壳、珊瑚礁和南海渔村美丽的风情。”时代的局限并不是一个作家的错。当如今一个小小的钓鱼岛成为中日两国频繁地打着口水战的时候，我会想起浩然的《西沙儿女》。当电视新闻中反复出现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义正辞严地说着几天前、几个星期前、几个月前、半年前、一年前……曾经说过的那几句话的时候，只要他的声音响起，我会毫不留情地按下遥控器转换频道。哥们，能不能给兄弟来点痛快的？！

我终于想当一个作家。那年我16岁，高中毕业。我不顾亲人的反对，自作主张从高复班里退了出来。退出来是因为厌倦了那种一切围着高考转的学习生活。回到家里待业。全社会在忙着为返城的知青安排岗位、忙着“深挖揭批”、忙着拨乱反正。我尚未成年，就在家里呆着吧。那个时候，我的爱好就是看书、写作、做梦。如今想来，那时的我是多么地可笑和不自量力。我就那么点阅历、就那么点知识储备、就那么点生活积累，我怎么就想当作家了呢？！而且所谓的文学界，是怎样的一片江湖，我清楚了么就想闯入？！但事实上，那时的我就那么有勇气、就那么果敢，决定了就那么无所顾忌地走下去。写了，修改，誊清，然后跑到邮局往信箱里一投。接下来是等待的煎熬。终于盼来编辑部的回信——是退稿信。寄出去的信有多厚，退回来的信就有多厚。一般而言，收到厚信就没什么希望了。怎么办？继续写。摸索是艰难的。岁月蹉跎，这样过去了大半年光景。我想到了要请名师指点。自自然然，脑筋里蹦出一个名字：浩然。那就给他写信。那个时候浩然的处境可不太妙。不过，中国文坛的是是非非与我何干？！世态炎凉，我才懒得去理会。如果让我开列“我心目中的作家”的名单，古今中外，会有长长的一串，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名单中必有浩然。为人民捧出像《艳阳天》、《金光大道》那样的心血之作的作家能有几个？！作家靠作品说话，其他标签都是靠不住的。我敬仰浩然、崇拜浩然，视他为可以信赖的人，把他当作做人的榜样。

1979年5月24日，邮递员老何敲开了我家的门。他递给我一封薄薄的信。信封上印的寄出地址是北京西长安街7号北京文艺编辑部，方型邮戳下端有“北京6”等字样。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记日记，不然一定会在日记中大篇幅地留下当年自己收到浩然回信时是何等心情的记录。今天，作为职业编剧的我，依然无法还原当时的情景。命运对于一个少年是怎样的眷顾？！这个少年在此后的日子里会开启他怎样的人生？！今天想来，我依然有些慌乱。我所能做的，就是脚踏实地地努力前行。前面固然有雨有风有坎坷，但一位名作家对于一个怀揣梦想的平凡少年的承诺和约定，将像灯塔一样辟开岁月的迷雾照耀我的前程。检阅一路写下的文字，我很惭愧但我很坦然。我不是一个有成就的作家也鲜有影响，但我必定是一个怀着文学理想的人、必定是一个坚持操守的人、必定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人。我说话或者沉默，作品都在那里，无需额外的解释。

谁也不知道那封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除了浩然和我。

浩然和我有个约定。在他完成苦写着的新的长篇小说后，在他能缓一口气的时候，我拿着我的习作再度叩响他的门。这中间需要多长时间，谁也不知道。但我知道。

我无数次想象过那扇门打开时的情景。站在门口的浩然老师，慈祥如我的父亲，他热切地招呼着我就像招呼回家的儿子。

我也无数次地把这种想象一遍又一遍地抹掉。我真的忍心要去打扰一个和时间赛跑的著名作家？我的习作值得他劳神费心？

我有个同学叫浦宇澄，他父母是教师，家里有许多文学方面的藏书。我从他那里借了一本南京师范学院编的《浩然研究资料》。这是一本学习写作的好教材，里面比较全面地收录了浩然的创作谈。我一边看一边把自己认为重要的部分抄录下来。我至今记得，那时当我看到《浩然研究资料》的编写者写的类似“作家访谈录”的文章，得知他们是通过另一个作家杨啸“中转”的，我有点吃惊。我联想到了自己和浩然的通信。我真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屁孩啊！

九十年代初期，我已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名本科插班生。这个乱纷纷的世界也早已向我展示了它的无限丰富和多元的端倪。全社会都在经商，而我躲到相对清静的学校去了。

南大的图书馆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阅览室里订有《北京文学》。《北京文学》的前身就是《北京文艺》。我翻开《北京文学》，看到了主编的名字：浩然。我的心里又翻腾起了那个曾无数次地想象过的情景。但当我读到浩然写的主编的话——卷首语，就又打消了念头。在那篇短文中，浩然提到了他更年期出现的反应大、身心疲惫之类的状况。合上杂志的时候，我终于想明白了，只要我行走着，只要我在写着，只要我还热爱着，只要我继续在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工作着，就好了，也就足以让做老师的感到欣慰了。见不见面，那不过是个形式；有无联系，也已经不重要了。纵然隔着万水千山但求心仍相通。世道无论怎样变化，我还是恭敬地称他“浩然老师”，他还是亲切地叫我“叶东同学”。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那些与浩然相关的岁月是无法更改的，幸也罢不幸也罢，都深嵌进生命的年轮了。

2008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走进书房时，突然，“啪”一声响，居然有一本书从书柜里掉到了地上。我弯腰拣起书，拍拍干净，把它重新放回书柜。这是本《金光大道》（第1册），是我在06年回母校进修江苏省文化厅为全省系统内在职的编导办的硕士研究生班时从南京带回来的一箱书中的一本。我感觉有点奇怪，明明柜里的书都是放得好好的稳稳的，或竖排着队，或平叠起来，怎么会掉出来呢？一瞬间，往事翩然而至。想起我年少的时光，想起赤脚在田埂向着北方致敬的热烈向往，想起面对书店玻璃柜的无奈徘徊，想起我曾经的轻狂和莽撞，想起人生的起步，想起我与浩然的那个约定……

谁知几天过后，我翻看《扬子晚报》，一行大号黑体标题映入眼帘：《千人京城送别浩然》！“本报记者”蔡震这样报道：“2月28日上午，著名作家浩然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门口的挽联十分醒目：‘扎根农村巨笔写巨变，心系苍生赤子献赤心。’近千人的长队中，有作家、学者、演员等文艺界人士，也有文学爱好者、农民等普通群众着素装前来为著名作家浩然送行。……”我感觉胸口重重地受了一击，默然良久！如今回想，记得那年老天还下了场铺天盖地的大雪！

现在就借用2008年3月1日看到报纸后我当天日记的结尾一段文字来结束本文：想一想吧，中国现在的农村与浩然笔下的那个中国农村对比，是不是走得太远了。浩然笔下的那个中国农村，是历史，也是现在中国农村的理想了，永远的理想了。

我们仅仅只是少了一个人的存在吗？！恐怕很难回答。

是啊，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日子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岁月已经桑田沧海，我相信，他在，我们的约定就在；他走了，我们的约定，依然在。

                                   2013年10月6日

（叶  东：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任职于常熟市文化局剧目创作室；政协常熟市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届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