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墨摩挲泪几行——谨以此篇沉痛悼念浩然先生

                                               孙宪荣

此时此刻，我和许多人一样焚起心香，遥视一个渐行渐远的文坛老人。

不知是冥冥之中一种情愫的牵动，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一向不怎么上网的我，却在2008年2月20日那天晚上和妻子迫不及待的打开新华网，一条黑色的标题新闻赫然入目“著名作家浩然于今日晨两点病逝”。一股说不出的情绪，顿时溢满于心头。我一步步挪到书柜前，情不自禁地抽出浩然生前亲自邮寄给我的几本书，翻开扉页，摩挲着先生那对我而言即熟悉又亲切的字迹，泪眼迷离之中，我的思绪纷繁杂乱。这注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这不能不让我想起八年前（2000年）我奔赴三河拜见过浩然后，在当地那间小旅社度过的那个不眠之夜。八年的时光转瞬即空，我总感觉仿佛就在昨天，我正坐在泃河湾浩然那宽敞、明亮的书房，一边呷着香茶，一边和先生攀谈知心的话题。面对我格外敬重的作家，我又能受到先生热情接待，作为先生千百万中的一个读者，我无疑是幸福的。我如沐春风，同时，我又恍如置身于梦境之中。

先生和我谈话，完全是以一种聊家常的方式进行的。这不仅令我心存感激，也令我倍感亲切。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奇怪，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竟跟素未谋面的我谈了好几个小时，因为事先我知道，他因几次患病，不仅行动不便，思维仍有些障碍。显然，他对我的到来，是很高兴的。他沉稳缓慢地对我诉说他的出生地、他的坎坷……我耐心的听着，尽管他的诉说对于我这位饱读他作品，对他的身世和家庭了如指掌的读者，无疑是一种重复。末了，他在沉默了片刻，忽然长叹一声，那叹声给人一种悠远空旷，还又回肠荡气的感觉，似乎是一个已疲惫不堪的旅人终于到了终点后，从心底发出的声音。随后，他以一种近乎于绝望地口气哀叹道：“唉——做人难呀！”我抬起头来，正迎上他那双深沉的，闪闪烁烁的眼睛。我发现先生流露出一种怅然若失、而又令人难以琢磨的神情。这瞬间的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先生，你是否知道，你的沉默、微笑、连同你那一声叹息，是怎样的让我千百遍的咀嚼，温暖着，又咬啮着我这颗敏感而又脆弱的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发地生动起来也深刻起来。

我当时的那种异常沉重的欢欣与激动，令我终身难以忘怀。为了留下当时的真实情形和抒发内心难以抑制的冲荡不息的感慨，我于当年回来后，用了将近一月的时间，历尽艰辛，夜以继日，发挥和调动我全部的写作潜力，几易其稿，写了篇《今生难忘泃河湾》的人物专访。该文首先发表在当年七月十二日《阳泉日报》文学副刊，以后又相继见报于《三晋都市报》、《阳泉矿工报》、《山西工人报》等诸多报刊。我当时还特意给浩然先生邮寄去一张样报，一来希望得到他的指正，二来让他分享我喜悦的心情，我在和先生的通话中，明显感觉到先生也很高兴。

浩然先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一位标志性作家，他不仅家喻户晓，甚至在一度时期达到了别人无法企及的辉煌。他在晚年的最大功劳，就是他安居冀东三河后，实施的那项在全国独一无二的“文艺绿化工程”。即扶持和发展农村文学新人。浩然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曾经这样写到：“……尽管不甚理想，成绩还算有一些，从来没有出版过诗集、小说集的三河县志的这一空白，让我的努力的做出些牺牲为代价，终于给填写上了”。我后来从《苍生文学》得知，浩然仅给文学爱好者的回信，就达几百万字相当于他的一部多卷本小说《金光大道》，广大读者也可能不知道，这些信札皆是先生用震撼的手写下的。

先生共给我写过六封亲笔信，邮寄来四本签名本。在每封信上的开头和签名本的扉页，自始至终无一例外都用“宪荣同志’这个称呼，而在签名本的落款处除了署上他的名字外，还注明他的书斋“泥土巢”或“泃河湾”。他始终把我当成一个平等的朋友，或是忘年之交，倒是让我在惭愧之余也颇有些许自豪。

对于先生的病逝，其实早在我的意料之中。从2000年以后，因浩然先生病重住院治疗，我就无法和他联系。前几年，我还请我的一位朋友，驰名山西的一位书法篆刻家为他刻了两方私印。邮寄给他在北京工作的女儿梁春水，我从他女儿和他同事的口中得知，他在北京某个大医院长期住院治疗，其先是不会说话，在后来便不省人事。我一直盼望着他能平安康复、盼望着奇迹能在他身上发生、盼望着我某一天再去拜访他。万万没有想到仅有的那次一别，竟成了我们的生死永诀……而今而后，我到哪里再去找这样的人啊！

                                              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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