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送我一支笔

李海鸥

2月20日晚上弟弟海波打来电话，说浩然凌晨去世了。我脑海里奔涌的是悲痛，是怀念，是追忆。

涌上心头的第一个记忆就是，浩然曾送我一支英雄笔。那是1977年我结婚的时候。这支钢笔特别好使，我用了很久，很久。1980年用它考进市委党校理论研究班，1982年用它到支部生活杂志社当记者，1987年用它到市委研究室做调研。几乎走到哪，用到哪。因为这是浩然送我的笔，这是作家叔叔送我的笔，这是爸爸好朋友送我的笔。可遗憾的是，随着岁月的流失，笔最终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不复存在。现在人们已经不大用钢笔了，那个时候用钢笔写出的字，远比圆珠笔写的字好多了，和电脑打的字无法相比。每当我到文具店看到钢笔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浩然送我的那支英雄笔。今天浩然去世，使我又想起了这支笔。

浩然和我爸爸，一个是农民作家，一个是工人作家。他们骨子里始终流动着劳动人民的血脉。他和我父亲一样，时常鼓励我写东西，尽管在文化荒芜的“文革”年代。

记得有一年，我从插队的山西回京，浩然那天正好到我家来。那时好像他正在大兴的大白楼下放。他在和爸爸谈话中我听到，“人要有志气，要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多做贡献。”这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我们的电影、戏剧几乎都被批为“毒草”。放映的几部电影好像都是阿尔巴尼亚的。浩然说，“咱们要有自己民族的作品。我一看到老放人家的电影，我就想要有我们自己的东西，要有民族的志气。”那一天，我陪着爸爸送浩然叔叔。月光下，他推着自行车，我们一起漫步在南菜园到南线阁的路上。他问我，村里办黑板报吗？我说没有。他说，“你们可以办黑板报啊，你可以写东西啊。”我答应着。其实那时我们插队就是劳动，每天累得半死，根本没有任何文化生活，没有精神生活。只是后来我被调到另一个村庄的小学教书，才接触了多年不看的书本。再后来我有幸在一个又一个学校读书，从山西读到北京，从插队知青成为大学生。

我时常想，我上的学超过了自己的父辈。浩然仅上过几年小学，爸爸也是这样。他们却成为中国有名的作家和诗人。而我们这辈呢？无论如何也超不过他们的贡献了。原因很多。其中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执着精神没有他们强。浩然一辈子专心致志，作品如山，笔耕勤勉。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顺境逆境，无论发红倒霉，无论年轻老年。一辈子咬住创作，一辈子跟上时代，一辈子忠于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从《艳阳天》到《苍生》，从《喜鹊登枝》到《金光大道》，无不真实反映中国社会的农村生活，无不活生生地再现各个历史时期的新老农民。

2000年我们的传记文学《太行山的儿子——诗人李学鳌的文学道路》出版后，时任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的浩然主持召开了纪念会。那时他身体已经不好，但还是强撑着脆弱的身体组织了这个很有影响的会议。会议不久，我们还到河北三河看望了浩然和杨阿姨。再后来，浩然住进了同仁医院。我和弟弟一同去看他，他已经不认人。去年晚报李凤祥同志来信说，他曾看望过浩然。跟他念叨李学鳌时，他掉泪了。事隔几年，浩然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

我在浩然家设的灵堂前深深鞠躬。和浩然的儿女红野、春水、秋川谈着过去。浩然虽然走了，但他送我的英雄笔应该永远怀揣在我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