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在三河

李培禹

四、“姑父，来客人啦”

     “姑父，来客人啦！”内侄女又在招呼来人。我住在浩然这儿，每天至少要听到五六回这个声音。有时晚上九十点钟了，也会忽然响起一声：“姑父，来客人啦！”
    这天清晨，蓟县、平谷的业余作者来了。此时，只有我知道，他们的浩然老师刚刚为妻子梳洗过，然后做了煎鸡蛋、煮牛奶，看着妻子吃下。书桌上，他匆匆给延庆县业余作者孟广臣的信刚写到一半。那是几天前在一次领导召集的座谈会上，浩然替这位长期在农村坚持业余创作的农民作者呼吁，引起了领导同志的关注，有关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浩然从北京回来连夜就给孟广臣写信，信刚开了头，被老伴的病缠住，又搁下了。
    多少年来，浩然已养成一个习惯，他无论外出开会，还是到哪儿深入生活，除了洗漱用具外，身边总要带上一堆全国各地业余作者寄给他的稿子，途中乘车、午间小休、晚上临睡前那点工夫都要挑选出几篇来看。女儿春水最了解父亲，帮他打点行装时，总要把一摞信稿放进他的旅行包。
    一个叫陈绍谦的年轻业余作者，患先天性心脏病，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他写信给浩然，诉说了心中的苦闷和绝望。信几经辗转，到了浩然手里。第二天，当这位农村青年崇拜已久的著名作家出现在自己面前时，他激动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浩然抹着额头的汗水，微笑着告诉他：“我一溜小跑，找到你家来了。”
    以后，陈绍谦按照浩然老师的话去做，一边读文学书籍，一边读社会生活这本大书，不断地练笔，终于写出了充满生活气息的小说《灾后》。浩然读到这篇稿子，立即推荐给北京的一家刊物。稿子被退回来了，浩然又挂号寄给上海的一家文艺期刊，又被客气地退回了。第三次又寄出去，两个多月不见回音，稿子也找不回来了。浩然写信给小陈，热情肯定了这篇习作写得好，要他把原稿再寄来。浩然把《灾后》的原稿拿给女儿春水看，“写得怎么样？喜欢吗？”春水正在大学中文系进修，她读后由衷地说：“嗯，不错，喜欢。”浩然一笑说：“那劳驾了，你给抄写一份吧。”春水对爸爸的话从没说过不字，她认真抄写了这篇小说。浩然留下原稿，将抄写的稿子第四次寄给了辽宁的《庄稼人》杂志。陈绍谦的处女作就这样终于发表了。如今，这个青年已经成为农村业余作者中的佼佼者，他的中篇小说《腊梅》在《北京日报》郊区版连载后引起反响，并在当年评选中荣获了一等奖。
    像陈绍谦这样，许多农村业余作者都直接得到过浩然的指导和帮助。北大荒的默然、海南岛的杨屏、吉林三岔河小镇的中学生、绿色军营里刚入伍的战士……那天，我偶尔翻出一封天津蓟县的来信，这位叫张树山的业余作者写道：“最敬爱的浩然老师，我不知该怎样表达我的感激之情。那篇稿子我早已不抱希望，早忘了，没想到您却一直惦记着它，当我吃惊地看到它已经您的修改、推荐发表出来后，我要告诉您，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愉快的事情……”
    我跟春水谈起这些事时，春水说：“爸也给人抄过稿子，我看他大段大段为业余作者誊稿儿时，心疼，就帮他抄呗。我写了一篇儿童故事，他说过不错，可一年多了他也不理茬儿。那天我悄悄翻了翻他专门存别人稿子的小柜，我那篇还排在好几篇来稿后边呢，他忘了。”
    浩然来到三河，原打算“深入生活、埋头苦写”，尽量避开干扰，准备完成他的第二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活泉》。可作为一个三河人，一个三河县的基层干部，三河的各项事业都引起他的关注，尤其是三河县群众文化工作比较薄弱，业余创作队伍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的现状，更不能不牵动着他的心。
    为了发现、培养三河县的业余作者，他到处奔走，并和县文化馆的同志积极筹办《燕潮文学》小报，他在创刊号上满腔热情地呼唤：“我们三河县没有成长起一个知名作家，甚至没有出版过一本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并非每个县份都得出作家、产作品，而是有山、有水、有平原，又具有悠久、丰富、光荣历史的三河田野，需要作家们用笔来描述，来记载，来传播。33万三河县人民大众，迫切需要自己的歌手，需要自己的代言人。”
    他办讲座，亲自授课，修改大量业余作者水平参差不齐的稿件，从中发现可培养、扶植的苗子。一个叫刘玉林的青年作者脱颖而出，一篇又一篇散文、报告文学发表出来了，浩然自然对他投以更多的关注，等待时机成熟，浩然鼓励他结集出书，并带病为他写了几千字的序文。浩然欣喜异常地欢呼道：“刘玉林很可能是三河县文学新军的一只头雁，随后将会有长长的雁阵排开！”
    当三河县在浩然倡议下筹备成立文联时，有关部门酝酿请浩然担任名誉主席。浩然提出把“名誉”两字去掉，他要当一个实实在在的县文联主席。他的宏愿是，以三河县为基地，以《燕潮文学》为龙头，带动起河北香河、大厂，天津宝坻、蓟县和北京郊区的顺义、平谷、通县、密云等县，在不久的将来，看到社会主义农村文学事业的振兴和繁荣。
    “姑父，来客人啦！”
    我看看表，晚上9点半已过了，我劝他让来人把稿子留下算了，今天太累了。浩然说:“马伸桥的，骑车跑了几十里，得见。”
    深夜，我和浩然一起送客人出门。一位业余作者忽然拉住我的手，说：“为什么像浩然老师这样的作家，现在这么少呢？”
    我和浩然都一时语塞。

 五、“浩然老师，不能让您再跑了”

   著名评剧演员赵丽蓉找到三河来了，她言真意切地对浩然说：“浩然哪，我演了40多年的戏，从没犯过瘾。看了你写的《苍生》，一下子把我的瘾勾起来了。我一定要演你笔下的田大妈。我为咱们河北老乡、为广大观众塑造成这个形象，就彻底退出舞台，回家抱孙子去，死也闭眼了。浩然哪，你一定要把《苍生》搬到电视上去！”
    一席话，点燃了浩然心中的火焰。是啊，《苍生》只印了10800册，能有多少农民看到？如果把它拍成电视连续剧，农民不是坐在炕头上就能看到了吗？赵丽蓉的热情感染了他，他紧紧地握住了自己的老乡、这位著名老演员的手。
    此时，先后有四五家电视台找上门来，洽谈拍摄《苍生》的事。浩然毫不犹豫地把《苍生》的拍摄权交给了家乡的摄制机构——河北省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他还怀着满腔热望，为省影视中心请来北京的导演林汝为。
    1989年3月，四五十人的摄制组进驻段甲岭，其中有人们喜爱的著名演员赵丽蓉、梁音和一批青年演员。原本就淳朴、好客的三河人民，更加上一层对浩然的敬重和对电视台为农民拍戏的感激，动员了全部力量诚心实意地要接待好摄制组，力所能及地提供了一切方便。
    说起作家“触电”，浩然已不陌生，他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山水情》都曾被拍摄成故事影片在全国上映。然而这次不同了，他感到许多地方跟以前不一样了。一些人为的问题，常使他累得疲惫不堪。不能不让人遗憾的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文学顾问，他出于对原著和农民观众负责而提出的一些关键意见，没有被听取；而其他一些琐事，却不时要他去“顾问”。例如，摄像机架好了，而几位配角演员突然不来了，怎么办？找浩然。浩然马上放下手里的笔立即出动去做工作，协调各方面关系。
    谁知，偏偏时乖命蹇。拍摄过程中，一个青年人心脏病突发猝死，难免引起一场风波。不几天，一个电工又出了严重的工伤事故，卧床起不来了。浩然急出了一头汗，想了想，他把自家的一个亲戚接来专门照顾那个受伤的电工。
    最让人头疼的事终于摊在浩然面前：原来预算的每集30万元经费远远不够，电视剧拍不下去了。这是一个没有意料到的困难，这个简单的问题却决定着电视剧的生死存亡，而时间紧迫，秋季就要过去了。
    真急人哪！浩然知道三河县的财力，他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一急，他的高血压病又犯了，头晕目眩，前些年落下的颈椎骨质增生也来凑热闹。他真想静静地躺上几天，让疲惫的身子缓一缓，可他忘不了《苍生》开拍的消息登报后，那一封又一封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来信，他们盼着早一天看到《苍生》，看到他们自己的电视剧……
    浩然要通了北京一位老朋友、某局副局长的电话，这是他第一次开口跟人家要钱。他支支吾吾把意思说了，那位副局长倒安慰起他来：“老梁，你别为难，又不是往你自己兜儿里装。你等我消息吧。”
    消息来了，一家大企业愿意资助《苍生》剧组，条件是：要求他去一下，几位领导都是他的读者，人家想见见作家浩然。
    病中的浩然连声说：“我一定去，一定去。”
    然而第一次浩然失约了，老伴病重他离不开。第二次约在一天下午4点。
    这天，他下午1点多就到了北京站。本来就对城里不怎么熟悉的浩然，一下子想不起怎么走啦。他只好坐车先到月坛儿子家，叫儿子蓝天用自行车带着他继续找。阴差阳错，当他好不容易找到那位副局长的楼门口时，只见门上留了张纸条儿，是写给司机的：时间已过，不能再等了，我先去一下，如你等到浩然，要负责把他送回三河去。
    浩然看看手表，5点钟都过了，他更急了:“不能就这么回三河。”他想啊想，忽然记起那个单位的地址在西直门附近，好像有一个“柳”字，于是他一边走一边打听“柳”什么的。长话简说，下面似乎是一篇传奇小说，他竟找到了那家单位。当他犹犹豫豫地推开人家单位餐厅的大门时，正等着他的人们都惊讶地站起来——满头淌着汗的浩然，那个多次被载入《世界名人录》的著名作家，来啦！
……回三河县后，他又接着去了廊坊、赵县、石家庄等地，都得到了全力支持。一家企业的总经理是读着浩然的书长大的，望着浩然那掩饰不住的倦容，他再也忍不住了，说：“浩然老师，不能让您再跑了，中国只有一个浩然啊！”
    浩然和这些热心的同志告别时，心里总有一种负债感，他重复地说着“等《苍生》拍完，我再来这里，办培训班、讲课、看稿子，都行啊！”“我等《苍生》拍完，我再来这里……”
    《苍生》历经艰难，终于被搬上荧屏。当亿万观众一集一集地欣赏这部电视连续剧时，有谁会想到，在这部电视剧拍摄期间，一向以多产作家著称的浩然，竟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能够写完一篇作品。

 六、冰心说：浩然树小根深，风摇不动

     这几天倒春寒，气温骤然间下降。不知是我传上了浩然，还是浩然传上了我，我俩都感冒了。我拿出随身带的“感冒通”，有药同吃。我们一人披了一条毯子，觉得暖和多了。
    浩然真诚地说：“我是个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也写过错文章的人。但我始终没有毁灭，没有沉沦，因为人民托住了我，保护了我。迷惑的时候，他们提醒我；困难的时候，乡亲们理解我。由于我曾是全国‘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那‘一个作家’，粉碎‘四人帮’后，尽管我由衷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发自内心地欢呼文艺春天的来临，但有些同志仍把怨气和对‘文革’的仇恨发泄在我身上，当时我感到万念俱灰，我浩然对党、对人民还有用吗？就在这个时候，顺义县的一位房东大嫂托人送来一篮子鸡蛋，并捎话给我：‘千万不要想不开，现今我的孩子大了，日子宽绰了，城里住得憋闷，就回家来，我们养得起你，养着你一本一本地写书。’还有我的好友萧永顺……那时，我暗暗跟自己说，‘写农民，为农民写’，我要把这担子挑到走不动、爬不动，再也拿不起笔的时候为止。忘了农民，就意味着忘了本，就表示伤了根，就会导致艺术生命的衰亡。我不该这样做，不敢这样做，不能这样做……”
    浩然动情了。
    他说，我们去看看老人吧。于是我跟着他朝段甲岭敬老院走去。他带去了平生第一次得到的重奖——长篇小说《苍生》的全部奖金1500元，他要用这笔钱为孤寡老人、残疾人每人做一身新衣裳，包括外套、背心、裤衩和鞋、袜。他嘱咐敬老院的院长，不要买现成的，要请裁缝专门来一个一个地量尺寸，要让老人们舒心。为了给老人们增添些欢乐，他还给每位购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让老人们听听戏曲和故事。
    太阳升起来了，浩然和老人们说着、笑着。我忽然想起这样一段往事：当年，由于国家政治风云的动荡，浩然曾一度跌入谷底，1978年五届人大开幕式上，他被取消了人民代表资格。真正了解浩然人品的同志都为他揪着一颗心。这时，文学界老前辈、著名作家冰心，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以告慰众多关心着浩然命运的同志和朋友：“浩然树小根深，风摇不动。”
    是的，他的根已深深地扎在了人民之中。
    他是人民的儿子。
                                 （原载1990年6月2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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