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浩然老师讲课

董梦知

    这些天来，随着失去浩然老师的悲痛，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挥之不去。细细想来，那是一种思念之情。

    我初识浩然老师是在1974年初夏，他到门头沟区给业余作者讲课。 那年代， 社会上流行着一句俗语“一个作家八个戏”， 用来形容“文革”时期文艺界的衰败景象。堂堂一个大国，就剩下一个作家，那就是浩然。能看到的唯一现代小说是他的《艳阳天》。我当时作为业余作者，为能见到浩然这样的大名人而激动。但当见到他时才发现， 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名人架子。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开口便讲：“我不是什么大作家，我原本就是个农民。我要一辈子写农民，给农民写。”一句质朴的话，引起了大家会心的微笑，一下子拉近了他与大家的距离。接着他讲述农村题材的创作，他对农村生活真是太熟悉了，他对农民真是太了解了。因为他长年住在农村，从没离开过农民。所以他讲起农村来如数家珍，写起作品来也就驾轻就熟。他讲的课不但让人爱听，还给人一种听不够的感觉。

    以后几年, 他又多次到门头沟与我们座谈， 指导创作，分析作品。他在介绍创作经验时毫不保留；他在讨论问题时和大家平等相待，特别是“四人帮” 垮台后，大家无拘无束地展开思想交流，自然而然地使人对他产生了一种亲近感。每次听他讲课，都会有很大收获并受到新的启迪。后来，我调到市文联工作，与他虽同属文联系统， 但却很少见面。有他的讲座时，我都争取参加。而有一次去听课时发生的一件小事，却使我铭刻在心。

    那是1990年后，浩然担任了《北京文学》主编。有一次在京西一处园林宾馆举行笔会。会期两天半，最后半天是浩然主编总结发言。我接到会议通知后，因工作忙碌不能脱身。最后一天下午，我终于挤出时间，匆匆赶到了会场。当时是午后一点左右。正是大家午休时间，为了不打搅别人，我就在客厅的椅子上闭目养神，等待开会。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梦知，你怎么在这里休息？” 我睁眼一看，啊，是浩然老师。我赶紧站起来解释说：“我刚赶到，在这里歇会儿就行了，别麻烦人了。” 但他说要给我找个房间休息。我赶快阻拦说：“不用了，一会儿就开会了。你下午还要做总结，那么忙，快去休息吧。” 我把他劝走后，又坐在那里眯瞪起来。过了一会儿，浩然与管会务的同志来了，告诉我，有个房间里还有张空床，你去歇会儿吧。恭敬不如从命。看我跟着会务同志去了房间，浩然才离开。

    我躺在床上，睡意全无，心中忐忑不安。我原以为浩然老师休息去了，他却是去找会务同志给我安排房间。下午他有那么多事要做，还想着我这个普通作者，为了让我休息而他自己得不到休息，他却全然不顾。这对于一位德高望重的名作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事情虽小，但足以反映出他的人品和为人。这件事令我终生难忘。

                                                    （作者为北京民协原秘书长）

原载于2008年《北京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