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父永在我心

                          梁春水

父亲走了。抛下了他所酷爱的文学，他所牵挂的亲人以及千千万万喜爱他的读者，远去了。尽管5年前他被急救车送到同仁医院时, 就有了他随时会走的心理准备，可是当父亲真的离我们而去时，用5年修筑起的堤坝顷刻间轰然倒塌。

一

父亲浩然是个高产作家, 一生创作包括《艳阳天》、《金光大道》在内的1000多万字的作品，出版著作80余种，这个高产的背后就是不懈地耕耘, 牺牲了娱乐的时间甚至是健康, 他自己说过, 四十岁以前没有睡过午觉, 别人聊天、娱乐的时间，他都用来学习、采访和写作。他的身体一向尚好，各个器官没有大的毛病，唯独血压长期处于高位,控制不住,父亲也没有特别的在意，好像适应了这种居高不下的状况, 高压不超过180就没有特别的不舒适, 仍然可以坚持写作或外出工作, 现在想来，恰恰是这个高的耐受力，麻痹了大家。它在偷偷地慢慢地侵蚀着父亲的健康，一点点地积累着动能，终于爆发出来。

1993年6月父亲突发脑血栓，右半个身子不能行动，住进位于通县的解放军263医院。还好，经过医院治疗以及出院后的康复，3个月以后就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写作。这次患病来的快去的也快，基本没留下后遗症，1994年还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国访问。这是父亲第二次走出国门，第一次是1984年出访日本。这次患病前，他的第二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活泉》出版，病愈后，他完成第三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圆梦》的写作，仍然还是那么多的社会活动，每次到三河看他，要么他外出参加各种活动去了，如果在家的话总是少不了来访的客人。60多岁的父亲充满了活力。

1996年秋，他带着一些资料悄悄地躲到古都西安，准备起草他的又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也就是众目关注的文革时期的经历。没有料到病魔再一次将他击倒，就在动笔之前突发脑昏迷，经过三天两夜的抢救，终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这部计划中的著作从此再没完成。这次大病后，他的身体状况下了一个台级，没有再写什么长一些的作品，主要精力用于培育农村文学新人的“文艺绿化工程”。1998年开始筹划主编《文艺绿化丛书》第一辑（5本）、第二辑（10本），此前于1991年和1992年主编了另外两套丛书《北京泥土文学丛书》（5本）和《潍坊泥土文学丛书》（4本），这四套丛书父亲每次都是从筹集资金、联系出版社、选定作品到作序样样不落，花费很大的精力和心血，这些书的作者大多是没出过书的文学新人。他把帮扶年轻作者成长看作他文学事业的一个部分。

高血压以及长期高负荷的工作是侵害父亲健康的万恶之源。1993年第一次患脑血栓之后，每年在冬秋换季的时候要到医院作一个疗程检查和治疗。一次医生指点着父亲的CT片子对我说：“你看象筛子一样，长期高血压造成的血管硬化，随时都有危险。”我着急地问：“那怎么办？”医生回答：“没什么好办法。平时多注意一些, 发现不好及时就医。”1996年父亲在西安脑昏迷抢救时，医生形容CT片子的状况:象豆付渣，这种状况下居然还能构思小说，真是不可思议。就在这个随时都将到来的危险之前，父亲还是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除了写作外，不是接待来访的作者就是外出参加辅导讲课等各种文学活动。

2002年3月25日是父亲的70寿辰, 远道而来的山东昌乐的朋友送来寿联, 悬挂在书屋的墙上。那天父亲的心情很好,在那幅寿联前端坐留影,安宁而详和。这便是2月28日在八宝山告别厅外悬挂的那个大幅照片。谁料几个月后病魔再次袭击了父亲。

那是2002年的6月，这天下午我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父亲感觉身体不适，要去同仁医院输液，病房已经安排好，明天一早就过去。我听了有些着急：“既然已经安排好了，何必要等到明天？”母亲说：“好吧，等他理发回来就走。”他们在路过通县时接上了我，记得那天拉开车门见父亲正微笑地望着我，一路上我们都还轻松，竟然没有预感到什么。

从三河出发父亲是自己上的车，近两个小时的行程，到达同仁医院时腿脚竟不大听使唤了。在我和二哥搀扶下走上医院长长的台级。作了半个月的治疗，病情未见好转，反倒行动越发地吃力了。回到家里调养了一些日子，又住进宣武医院治疗，仍然没见到疗效, 还时常被医院的各种病毒感染，这次住院父亲总是闹着要回三河,这种情况下也只好先回家了。

11月11日的晚上接到三河的电话，说父亲的病情突然恶化。我和小弟焦急地等候在同仁医院门口，20点05分，急救车将父亲送到医院，大面积的脑梗使他完全不能动作，生命处在垂危之中。从那时起父亲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了5年漫漫岁月。

最初的日子里，我无法直面这样的现实，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那个在写字台前奋笔疾书，那个走起路来风风火火生怕耽误掉分分秒秒的父亲，如今就这样无奈地静静地躺着，泪水不听话地流淌下来，往事涌上心头，哪里还能入睡。

    2004年6月父亲转入东方医院后在中药的调理下一度体重增加面色红润。度过了两年多病情基本平稳的日子。2007年的“十一”前父亲住进重症监护室，那时的病情还不是很严重，只是血压非常不稳定，失控了一般忽而上到200，忽而又降到80、90。血压得到控制后，心、肺、肾功能又出现问题，12月病情加重，医生的话总是客观而又残酷的，她说，元旦恐怕是过不去了，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可是父亲挺过来了。过了元旦母亲的祭日一天天地临近，莫非他……，可那些天病情又相对平稳了些。

在提心吊胆中度过了2008年的春节。19日晚上，我11时半睡下，感觉刚刚睡着就被电话铃声惊醒，我的心往下一沉，5年来最怕听到夜晚的电话铃声，甚至是恐惧。我知道那个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话筒里传来大夫的声音“病人情况不好……”感觉心脏从身体里抽了出去，处在一种极度的空虚里。我们几个子女都赶到医院后，医生不再实施抢救。2时32分，父亲平静、安详地离去了。

二

父亲在我心里，是永远的慈爱。父亲的慈爱宽厚而细腻，属于不张扬、不显露，深埋于心的那一种。

小时候很忌妒那些常有父亲陪伴的小伙伴。父亲不在家，对我们似乎成为习惯，从记事起父亲时常出门在外,开始是由于没有写作的房间，那时一家六口人住在筒子楼的里外间的两间房里，后来是因为来访的人太多，写作总被打断。所以一年里多半时间都是在外面采访或写作，来来去去习以为常。

尽管忙父亲也会时常带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在某个清晨，醒来一睁开眼，会发现各自的枕边有个小小的纸包，里边或是几颗糖果，或是一两块小点心。这是前一天晚归的父亲参加了什么活动自己没舍得吃的，怕我们争抢，细心地分好每人一份儿。就是这小小的纸包，曾带给我们童年无限的满足。

    暑假是我们几个孩子最向往的，那时就可以跟随父亲下乡了。那时的农村条件很艰苦，但能和父亲一起乐在其中。一年暑假我和二哥、小弟跟着父亲来到延庆县一个叫大庄科的山村，记得我们住在公社卫生院里，白天父亲在屋里写作，我们几个就在村子里玩耍，村边的那条小溪是最好玩的去处，也是父亲最担心的地方，他并不去约束我们的行动，又放不下心，弄得他不得不放下笔跑到溪边看看我们是否安全。附近有一家供销社，我们和那里的几个职工一起吃饭，早晚只有咸菜、葱沾黄酱，中午才会有一顿土豆、萝卜之类的菜吃。一次在黄酱里发现了蠕动的蛆虫。山村的夜晚格外宁静，时隐时现的病人的呻吟就非常刺耳，给小山村的夜晚笼罩上一层神密恐怖的色彩。尽管有这样一些小插曲，那个暑假仍然是记忆里充满欢乐的日子。

    记得1981年夏天父亲到东北参加一个笔会，住在大连外长山岛上。放了暑假我也过去住了几日。午饭后作家们通常要到海边游一阵子，说是游泳，无非是在浅水滩泡泡而已。辽宁的青年作家胡小胡是个例外，听人讲过他在海岛的一些冒险经历，那天在他的激将下，我居然跟着他游向大海。

海湾出口处的几座礁石，就是我们的目标。望山跑死马用在这里不知是否合适，那个看着并不很远的礁石似乎变成了永远也不可接近的海市蜃楼。然而已经没了退路，四周除了海水还是海水，我不时地回头向岸边望去，沙滩越退越远，渐渐地连岸边的人也模糊不清了。幸好海水的浮力很大省去了不少气力。不时有清凉的暗流从身上流过，不免担心手脚会不会抽筋，我们可是没带任何救生工具，这里也不存在向外界求救的可能。担心只是一闪而过，头顶湛蓝的天空，极目远方天水一色，被海浪推来推去鱼儿一般地畅快。终于攀上了礁石。

当我们精疲力竭畅游归来，蓦然看到静悄悄的海滩只有父亲伫立在那里。他看到我们靠近了岸边似乎松了一口气。上了岸才知这一去一来居然游了两个多小时，但他并没训我半句，倒是我怨起他来：“ 怎么没回去休息，不是说好了不用等我。”我只知父亲惜时如金，却忽视了他那深埋不露的父爱。海滨正午的骄阳下，眼巴巴地望着在海浪中忽隐忽现、渐游渐远的我们，两个多小时父亲是怎样一分钟一分钟捱过来的，他不曾告诉我。他把快乐的权力交给了我，留下担心的煎熬给自己。

和父亲有较长时间朝夕相处的日子，是1980年到1986年我们在通县一起生活的几年。父亲曾这样描述那段时光，“我的女儿春水离开了北京城的家，留在通州小镇，夏天赶着蚊蝇，冬天守着炉火，与我相依相伴整整七个年头。我的包括四个长篇小说、十五部中篇小说在内的二百五十万字的新作品，多一半是吃着她做的饭菜创作出来的。”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在通县二中教书，每天早上我上班以后，父亲就坐到写字台前写稿子，若是冬天他会在我下班前在炉子上熬好一锅香喷喷的棒渣粥。吃饭的时候父亲通常讲一些他构思的故事。晚饭后我们一起散步到位于新华大街路口的电信局里，跟住在北京城里的母亲通个电话。散步回来，有时他还要写一阵子，我便或批改学生的作业，或为父亲校对稿子。翻开旧时的本子，有几处当年生活的记载：

3月3日，清早我正打算上班，有人敲门，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手里拿着一张纸，有些横横竖竖的钢笔道，象是个行走路线的示意图。说是从天津来的，才七点多，于是爸爸在被窝里接待了这第一拨客人。

7月13日，炎热的一日又开始了。早上，他把昨日写的悼念丁仁堂的文章《仁堂不该死》又看了一遍，装上信封准备寄走。不一会儿，他走到我的桌前，展开一页宣纸，上边浓黑的墨迹是：

在风雨激荡的河流里

掌着良心之舵

摇着智慧之桨

驾着艺术的小船

坚定自若地朝信仰大目标进发

                        五十岁生日撰座右铭写给女儿

                        春水留念  于通州镇  浩然

 爸半开玩笑地说，好好留着，等我死了再拿出来。

    七年里这样生活小曲肯定很多，但都被时光碾磨成了温馨的梦。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上，从不刻意要求我们做什么，并尊重我们的人生选择。1977年初，我高中毕业面临留城还是下乡，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近尾声，根据家里的情况母亲多病、父亲经常外出采访写作，是可以困留的。父亲也希望我能留在城里，他就可以安心在外了。那时我一心想离开家庭到农村锻炼，就给正在京郊密云县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他很快回了信，支持我对自己生活道路的选择。不久我插队到通县北马庄村。我收到了父亲的信及为我写的诗：

送春水下乡务农

春水年十九,

落户下农村,

莫讶名家女,

 人新道路新。

母长柴门里,

父亦是农民

走遍南与北,

未忘乡土亲.

爱女情切切,

不叩幸福门,

 幸福本无种,

  当赐有志人。

东苑沃土阔,

  纯真才生根；

  运河风雨多，

 千撼始成林，

     三载金凤降临时，

     枝头累累果殷殷。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六日

                                  于密云人民装部

挑水、施粪、割麦、挖河，我体味了汗滴禾下土的艰辛与收获的快乐。这段插队生活奠定了我走向社会的生存基础，受益终生。

父亲的教育宽松开放，但决不是放任没有尺度的。正像他那篇专写我们四个孩子的散文《象我就是好孩子》里所写的“我为人标准是，不要有野心，不要有贪心，不要有害人之心；对亲人朋友以诚相见，以热相待，要厚道而正直；在此前提下掌握一门为社会效力的本领……”，父亲身体力行，教给我们如何为人做事。正如父亲所期望的那样正直为人、踏实做事，我们无愧于父亲的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