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留在昌乐的故事

郭建华

1960年：不平常的八个月

1960年，浩然以俄文《友好报》记者的身份，从中苏友协机关下放到山东省昌乐县劳动锻炼。出于方便交通和生活安排等方面的考虑，县里将浩然派驻到离县城较近的原城关公社东村大队。同时安排到东村的还有著名翻译家、画家高莽(即乌兰汗)等两位男同志、三位女同志。从尚未脱棉衣的早春时节进村，一直到穿上棉衣的时候离开，浩然在东村生活了八个月。

这是极不平常的八个月。

当时东村大队只有两名中共党员，一名尚在接受处分期间，另一位女党员刚生了孩子，不便出来工作。浩然一来，刚好三位党员，可以组建党支部，浩然就成了东村党的历史上第一任支部书记。这个有职有权有责任在身的支部书记的担子相当沉重，对一个年仅28岁、一直做着记者和作家的下放干部来说简直不堪重负。但浩然还是咬咬牙担起来了。

每一个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中国人都刻骨铭心：1960，是和饥荒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1960年是饥饿和灾荒的代名词。他进驻东村，挑起党支部书记这副担子的时候，又正值初春，真正是青黄不接！全队近400口人一个食堂吃饭，社员每天定量6两粮食，下放干部每天定量9两。每天两顿粥。肉、蛋、菜不必说，有时连腌咸菜也吃不上，筷子蘸酱油佐餐便是常事。许多人开始水肿，头肿得象瓦罐，两眼眯缝着看不清东西，脚像榔头一般穿不进鞋。体弱多病的老人和孩子，更是难以熬过这一关。

浩然是下放干部组长，他要带领组员们与社员一块儿下地劳动。他又是党支部书记，要同队干部们一起开会，研究队里的生产和社员生活等大大小小的事。操劳忙碌加上每天9两地瓜干和筷子蘸酱油的伙食，使这个原本矮墩墩、壮实、眉清目秀的漂亮小伙，很快变成了又黑又瘦的小老头儿。随后又由瘦变“胖”——他也理所当然地患上了水肿病。县委书记王永成得知浩然的身体状况，十分焦虑：浩然是青年作家，难得的人才，国家的财富，必须保证他在昌乐不出问题。可是，又不能在东村单独照顾他一个人。该怎么办呢？反复考虑和研究的结果是，星期六的下午，通知浩然到县委来开会，会后留他吃晚饭。他被安排在一间小屋里，没有任何人作陪。一大盘馒头，一碟咸菜，一小盆稀饭。比起东村食堂的地瓜面粥和掺着树叶、野菜的地瓜面团子，这简直是过大年，是天堂盛宴！他一气就吃下了11个白面馒头。20多年后浩然对笔者谈及此事，还记忆犹新：“我一连吃了11个馒头，11个呀！我还想再吃，可是不敢了，怕撑出毛病……”又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又被召到县委开会，又是一大盘馒头，一碟咸菜，一小盆稀饭。他再次饱餐一顿。到了第三个星期六，召浩然去县委开会的通知就不灵了。他已经搞明白了，是县委为了治好他的水肿病，特地从县委食堂挤出粮食，为他开了小灶。他不能再去享用这份特殊待遇。作为带头人的支部书记一人去吃白面馒头，他咽不下去。县委书记王永成得知此事，万感交集，沉默良久，说了一句话：“就凭浩然同志这一点，将来他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大作家！”

麦收以后，库容一亿五千万方的高崖水库进入大坝合龙的关键阶段，全县30万民工上阵，队里的主要劳力都上了水库工地。浩然也被县里调去写“水库史”。他一边在工地上做调查，一边参加抬土筑坝的劳动，晚上则在灯下写稿子。仲秋节到了，县里请他到水库指挥部过节。他去了不久，又摸黑冒着雨回到东村民工的住处。他挂念着东村的民工，无心与指挥部的同志们凑热闹，便把县里分给他的一斤白干酒，二斤月饼和五盒香烟带回来，与东村的民工们一块儿过节。大伙儿用茶缸子端着浩然亲自斟上的白干酒，你一口，我一口，轮流着喝。每个人的嘴上，都叼着一支浩然分给他们的香烟。要知道，那时候香烟是计划供应的，有钱都买不到。所以不管会抽不会抽的，都吸上几口过个瘾。他们至今记得，那香烟是“金奖”牌的。全工地30万民工，没有谁能享受到这份待遇！他们自豪极了，高兴极了。浩然与乡亲们共同分享着这份欢乐，过了一个难忘的仲秋节。那二斤月饼，浩然也没舍得吃，他一直留着，打算回东村时送给一家四条光棍汉的房东家的孩子。遗憾的是，当他完成任务，启程返回东村的时候，一直珍藏在床底下的那二斤月饼，已经长了毛。

3块5毛钱

李福德是东村大队的一位副队长，浩然的助手和搭档。离开东村的时候，浩然到李福德家道别。炕前是四个比炕沿矮的孩子，个个衣衫褴褛。炕上躺着李福德的妻子赵墨兰，面色憔悴，少气无力。刚刚40几岁的女人，被胃口疼的老毛病折腾得像是60岁了。她噙着眼泪对浩然说，看我这样子，以后怕是再见不到你了。回北京以后常来信……浩然看看李福德，说得想法子给嫂子治病啊！李福德说，病是得治，一家人吃饭穿衣，全指靠她呢。可……他无奈地深深叹一口气。浩然什么都明白了。他掏出买了返京的车票后仅余的3块5毛钱，塞给李福德。就是这一臂之力，让李家这辆超载的破车子爬上了崖头。病愈后的赵墨兰逢人便讲，老梁好人哪！老梁救了我一命。

1990年9月底，他特地带陪同前来的女儿春水拜访李福德。李福德夫妇在一所中学看大门。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平顶房，既是传达室，也是夫妇俩加一个他们收养的四、五岁小女孩的住处。秋热尚有些余威。水泥板盖顶的平房，无遮无掩，一天的暴晒，加上一家人做饭吃饭，晚饭后屋子里就变得又闷又热，闷热中，混杂了烟火味饭菜味和汗酸味。浩然就在这样一个时刻，这样一种氛围中带了女儿春水走进了这间10平方米左右的平顶房。

李福德老两口又惊又喜又慌乱。李福德紧紧握住浩然的手。赵墨兰拉着春水，又是端详又是夸奖又是问候，说不尽的热情话。李福德一边跟浩然说话，一边吩咐老伴泡茶。浩然一边说着别忙别忙，早已脱光了上衣，脱去鞋子，光着膀子上了靠窗的那张木床，将小姑娘揽在怀里爱抚着，说你们还瞎忙乎什么？快坐下咱们拉拉呱儿！赵墨兰将身上散发着汗酸气和奶腥味的小姑娘从浩然怀里接过去，浩然就随意倚到堆放在床头的油腻腻黑乎乎的被垛上，与老两口拉开了家常，一拉就是3个小时。直到李福德按职业习惯准时去关学校大门，浩然才发觉时间不早了，起身下床，与两位老乡亲惜别。他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到赵墨兰。

1993年6月，浩然突患脑血栓住进医院。得到消息，我们立刻动身前去探望。他住在通县一家部队医院的单人病房里，危险期已经过去，语言功能尚未完全恢复。他吃力地一一询问东村的老房东、老搭档、老乡亲的近况。当问及李福德时，我未加考虑地如实相告，说他的老伴刚刚去世。

“什么？！”浩然震惊，似乎不相信自己的听觉，急切地问：“得的什么病？”

“肝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

他眼圈一红，两包热泪夺眶而出，沿着鼻翼，伴着无声的抽泣，滴落到洁白的床单上。

田敬元——马老四

秋收时节，浩然和保管员田敬元以及另外两位队干部分在一个看场小组。队里规定，看场的人晚上可享受每人二两地瓜面的待遇，熬一顿粥喝。田敬元负责熬粥。每当熬好粥，他就站起身，拍拍身上的柴草屑说，我家里做了好吃的，或者说我晚饭吃得挺饱，喝不下去，我那份粥你们喝了吧。然后就离开场院回家去。有一天，田敬元熬好粥，照例说他家里有好吃的，拍拍身上的柴草屑回家去，人们也照例欣然分享了他那份馈赠。公社突然送来通知，让队干部进城开会。浩然去通知大队保管员田敬元。他走进那座有着三间老屋的农家小院，见田敬元正捧着饭碗喝什么。近前一看，碗里是清水熬野菜，哪里有什么好吃的！一种无以名状的情感猛烈地撞击着浩然的心，使他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你！你……你怎么能骗大伙儿呢？浩然越说越激动，几乎吼了起来：你为什么要骗大伙儿呢？你让我们心里怎么过得去呢？斯斯文文的保管员捧着野菜汤碗，极为平静地说：“这有什么？你们除了干活儿，还得操心，用脑筋想事情，应该多吃点儿，不然要损坏身子……城市人念大书的，来到这儿陪俺们受苦，又没个家，怪可怜的……”几句平常话，却让浩然当即流下眼泪。

就这样，生活中的田敬元，赐给了《艳阳天》一个闪光的形象“马老四”，使《艳阳天》因此而增色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