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老师：

                   您是我心中永远的感动

昨天我在睡梦中哭醒，梦中浩然老师死了。醒来我的心拧着疼，我忙给一个经常去看浩然老师的朋友打电话。他说：没事，浩然老师还在医院住着呢，还那样。我明白还那样是什么意思，自从五年前浩然老师再次中风病倒就再没从医院出来过。

其实在这之前，他就因两次患脑血栓不再耳聪目明，而是说话磕磕绊绊，思维好像也慢半拍，我私下以为他脑子肯定也出毛病了。可当我把要结婚的消息告诉他时，他却是表现得那样兴奋，一连说了三个“好”字，并且问了一连串和我父亲几乎同样的问题，诸如：人怎么样？干什么工作的？家里什么情况？我一一作答。他认真听着，点着头。

看着他满头的白发，虚弱病态的身体，我试着问：“您能参加我的婚礼吗？”他马上回答：“能，能。”听他答应的如此爽快，我竟有些不忍。繁文缛节的婚礼仪式在我都是件头疼的事（我一般是不太喜欢参加这一热闹的），何况对于年已七旬身体又不太好的浩然老师。他答应了，并且是准时到场的，还带来了一幅他为我的婚礼专门写的字“百年之和”。

我结婚的那一天，浩然老师精神格外好，他微笑着坐在我的亲人，朋友，父老乡亲们中间。从他的神情上你根本看不出他在中国文坛上的奇迹与辉煌，你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平易安详的长者，一个参加孩子婚礼的老父亲，他微笑着把自己的孩子送向幸福的红地毯。

关于我的婚姻大事，浩然老师可动了不少心思，大部份来三河拜访过他的人差不多都知道三河有三个大龄文学女青年，三个人里当然包括我。浩然把我们的书推荐给文学男青年，告诉他们我们的个人情况。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接到文学男青年的信，他们在信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如何见到浩然，浩然如何介绍我，他本人如何喜欢我的作品，希望我们成为朋友等等。后来，我见到三河的另一位大龄文学女青年，她说也收到了类似的信，我们俩顿时醒悟：是不是浩然老师在推销咱们几个嫁不出去的姑娘？答案是肯定的。那为女同胞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如今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婚姻。浩然还通过自己的姐姐为三河的一个文学男青年找了媳妇，结婚时他送去了一套餐具。

有人说，浩然选择三河作为他文艺绿化的基地是他的失败，因为三河自古就有文学荒漠之称。这一点也在我于07年5月，参加廊坊师院97届作家班同学会上得到证实，那天学校让我们作家班的同学与学校喜中文系的学生座谈，轮到我发言时我第一句话问：“咱们在座的有没有三河的，是三河的请举手。”我遍寻全场无人响应，我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悲凉。浩然选择了三河，这就注定了他的艰辛，他像愚公移山一样在这里呕心沥血“绿化”着，扶持着这些文学幼苗，而我有幸是这些幼苗中的一棵。我自幼喜欢文学，从初中开始发表作品，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县和地区的作文竞赛并得奖，这是我的荣耀也是我的悲哀。因为偏科我没有考上大学，1991年我回家务农，又因为我的“荣耀”，我在家没呆多长时间就通过人介绍进了乡政府当通讯员，业余时间搞文学创作。我投稿的目标是《廊坊日报》和《苍生文学》，我还不敢往大刊物投，我想总该由低到高。《廊坊日报》很快承认了我，经常发表我表我的作品，而《苍生文学》对我寄去的作品却一直保持沉默，我有些失落，我知道浩然就住在三河就是《苍生文学》的主编，我多次想去县城拜访浩然，又一次次打消了这个念头。浩然这个名字太响亮了，响亮得使我不敢走近他，我怕被不屑一顾，我怕被拒之门外，我这样一个小人物怎么能够和那样的大作家对话？！

可奇迹却发生了，那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日子。1993年11月20日，天有点阴，我和母亲在院子里倒大白菜，干完活我到屋里换衣服，母亲到后院忙别的活（我家后门临街，平时走后门），我正在换衣服，听到后院母亲几乎是变了声的喊声：“朱立弘，快出来，浩然来了。”听到母亲的叫喊，我有点不知所措，裤子就在我手里却穿不上，以至浩然老师进来时我还在提裤子，脚上踩的是一双沾着泥巴的大胶鞋，那样子真的是很狼狈。我没想到我浩然老师的第一面竟是这副德行！

浩然老师坐在我家的炕头上，把几本文学书放到我手里，告诉我多读书多学习，告诉我寄去的作品都看过了，感觉不错，是棵文学的苗子，如若今后的路子走的对，功夫用到家，很有希望成为三河文学树林里的一棵大树。浩然在我家里呆了半个多小时，临走时他又像突然想起来似的告诉我，以后写稿最好不要用红格稿纸，看着眼花。那一刻不知怎的我心里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后来我看到浩然为我改后的稿子，那上面密密麻麻圈圈点点，我看着都费劲。

从那以后，浩然经常来我家和单位看我，一时间我成了当地的名人，一个大名人经常来看的小名人。我当然也去看望他，是带着作品去看，他来看我常常是连口水都喝不上，而我去看他却是经常要被留下吃饭的。

1994年的春天，因为某种原因，我被迫辞了乡政府的工作赋闲在家。我在家中的位置决定我不可能在家就这么呆着，我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出去打工，一是结婚嫁人。总之不能在家呆着，因为弟弟已经结婚，我在家中的位置是不尴不尬的。虽然家里人并没说我什么，我却感到了无形的压力，村里爱说闲话的人不时也取笑我。浩然老师了解到我的状况后很为我着急，其实他正从一次大病中恢复过来，又在为我的一组小说写评论，他特意派三河文联的同志来家里看我，了解详细情况。不久，《廊坊日报》的仝正年老师给我联系了我的母校三河五中，我很快就到五中上班了，在文学社当辅导老师。正在为我工作发愁的浩然老师得知我工作有了着落马上来学校看我，找到高仲元校长，希望校长能给我提供创作条件，他对高校长说：“出一个好的语文老师容易，出一个作家难，在三河出一个作家更难，最起码到现在还没有出一个能进中国作协的作家。”

应该说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在五中的四年，高仲元先生给了我宽松的创作环境，1997年，我去廊坊师专作家班学习，他又给了我经济上的极大资助。

1999年作家班毕业后，我又面临着毕业找工作的难题，浩然老师拖着病体冒着酷暑为我找这个领导那个头头地联系工作。经过差不多半年的努力，工作还是没有着落，他的悲哀与无奈全融在了一句话里：“我尽力了。”听了他的话，我感到了深深的自责，为了我的事让老人家为难了。其实到后来的几年，某些当地领导对他已是阴奉阳违，他们只是在利用他的名气和威望。

后来就是我自己东一头西一头地闯荡，工作换了几家，工作性质却是一样的，无非是为五斗米弯腰为别人写些歌功颂德的文字。再去看浩然老师他除了问我工作上的事，问的最多的就是我的婚姻大事，毕竟我已是30大几的人了，他劝我不要眼光太高，重要的是人好，能理解我支持我写作，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他的话好像我父亲的原版。

几年来，我写的文字不少，但像样的文学作品寥寥，还算说的过去的就是《北京文学》一组小小说，《北方文学》一个小中篇。我时常无意识地哼唱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生命的尊严与生活的压力哪一个更重要。。。

面对病榻中的浩然老师我更多的是感到心痛自责还有无奈。浩然老师啊，您在三河搞了十多年的文艺绿化，您收获了什么？难道就是这样一个躺倒的身体？我真想问问您：至今还没有一个从您呕心沥血的三河土地上走出的真正作家，您后悔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和付出？您真的不该选择三河，其实您哪都不必选择。您的名字早就选入了中国文学史，您来三河时本身就是北京作协的主席，《北京文学》的主编，还有各种各样的头衔。您为什么就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三河这片文学的荒漠呢？我感到您的所作所为就像精卫就像西西佛斯。我到底是不敢问您的。我敬畏精卫和西西佛斯，但我更敬畏您，因为您是人不是神，您是一个大写的人您是我每每想起就让我温暖和感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