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浩然老师

肖 明

2月21日是元宵节。上午，突然接到梁春水大姐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知：她的父亲、著名作家浩然老师已于昨天凌晨辞世。我的眼中立即充满了泪水。

我是读着浩然老师的书长大的，上小学时，读到过他的儿童文学集《幼苗集》和《七月槐花香》，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在我幼小的心中，浩然老师就是一个圣人，一个最伟大的人。在以后一个长时期内，我读到了他更多的作品，还通过报刊等媒体关注他的消息。

2000年仲夏，我去河北三河市，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浩然老师。那时，他已经病了几年。清瘦的脸上带着倦容，说话也有些吃力，但思维还很敏捷。对于他的作品，他谦虚地对我说：“都是时代的产物。”仔细想来，任何作品不都是时代的产物吗？超越时代的只有魔幻。那时，他在三河已经住了十一年。晚年的他，依然坚持贴近生活，艰难地写作着。

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曾经红极一时，据说发行量达几百万册。不管有人怎样褒贬它们，在文学史上终归占有重要的位置。“文革”以后，浩然老师在一个时期内是落寞的，那些高呼反“左”的人比他们反对的对象还要“左”。他终于以多病之躯，在新时期写出以长篇小说《苍生》为代表的大量新作。历史和时间终于证明：这是一个有成就、有贡献的作家，是一个高尚的，有良心、有道德的好人！他作品中表现出的团结、互助、友善、向上的精神没有过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我们依然需要像萧长春那样的“打着火把的领头人！”

用“著作等身”已不能准确地形容他的创作，我对他说：“您写了那么多书，是累病的吧。”长期的超负荷的劳动严重损坏了他的健康。正值中年，他受到极大的挫折。痛定思痛，他挣扎着再度爬起来，以实际成就证明着自己的作家身份。毋庸讳言，这一过程也是诱发他患病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现代医学相当发达的今天，他只活了76岁，而他初次患病时刚刚超过60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他是在痛苦中走完了人生的旅程。

对浩然老师的作品颇有研究的旅居加拿大著名学者叶嘉莹教授曾经写道：我清楚地感到了疾病对这一位原本志意高扬的才气过人的作者，所造成的折磨和痛苦。而除去疾病的折磨以外，我以为更使作者痛苦的，实在该是以作者当日对革命之热情与理想，面对今日社会之剧变所造成的一种惶惑和失落的感觉。前者的痛苦是属于他个人身体的疾病，我衷心祝愿他的身体能早日得到全面的康复，则他的痛苦便也可随之而全面消失。而后者的惶惑和失落，则更结合着他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整体的关怀。在此双重之痛苦中，浩然先生对其写作与理想所表现出的执著和坚持，是既值得我们同情，也值得我们尊敬的。

这一段文字颇具意味，也许权威地诠释了浩然老师晚年的思想与生活，富有同情心的读者是可以想见的。

关于浩然老师和他的创作，我写过两篇文章发表在地方报纸，我称他为“田野上的歌手”。见到浩然老师以后，开始两年春节过后，我都打电话问候。再后来，怕影响他休息，就只给春水大姐通话。前年春节，她还给我寄来一套新版《艳阳天》和一册《圆梦》。今年春节过后，她先打来了电话，竟是告诉我这样的噩耗。

今夜无眠，我沉浸在伤痛之中。面对着浩然老师签名送我的书籍，仿佛又看到他慈祥的面容，我只能以这样浅陋的文字寄托我的哀思。他走了，带着对写作的执着和对土地的眷恋；但留下了不朽的著作，高尚的品德、情感和一个作家的良知……这一切，都将深刻地影响后来的文学青年！

浩然老师，一路走好！

                              写于2008年2月22日深夜

此文发表于2008.03.03《德州日报·长河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