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浩然

顾俊文

    最近常在报刊上看到回忆作家浩然的文章，每看完一篇，脑海里就浮现出浩然的音容笑貌。

　　我见到过浩然一次。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能够和这个大作家面对面谈话，聆听他的教诲，实为三生有幸。那是1991年4月初，我到三河县探望患病的大学同学。同学的家在段甲岭村。同学知道我爱舞文弄墨，就说村里有好几个大作家浩然的徒弟(学生)，让他们带你见见浩然吧。我当然求之不得，第二天就跟他们到了三河县文联。

　　当时浩然是在三河文联挂职，并不常住文联，老在下面跑，搜集创作素材等。这次刚从下面回到县城举办文学讲座，正好让我赶上了，就沾了一次光。

　　讲座在文联会议室举办。会议室不大，只能坐三四十个人，可那天却挤了50多人。段甲岭村连我去了4个人，小赵是领队，他带我坐到头一排。一会儿浩然来了，大家起立鼓掌欢迎。我光顾端详浩然，忘了鼓掌。眼前的浩然中等个头儿，浓眉大眼炯炯有神。穿一件半旧黑夹克衫，领口磨白了。留着寸头，头发也已经花白，发根很硬，直楞楞立着。我心里直嘀咕：这就是写《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宏篇巨制的大作家浩然？看着和个生产队长差不多。

　　小赵用手捅了我一下，意思是让我鼓掌。我一愣怔，也赶快鼓起掌来。浩然笑呵呵地和大家打过招呼，大步走上讲台。浩然在讲台上讲的时间并不长，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大部分内容我忘记了，只记住一句：怎么样让文章通顺、流畅，读起来不那么磕磕碰碰疙疙瘩瘩？大家不妨这样试一试，在一句话内，尤其是在一个句号内，尽量不要出现重复的字。当然，叠词除外，如轰轰烈烈、冷冷清清等。说着还念了一段范文。我对这句话记忆犹新，把它当成了自己写作的座右铭。

　　浩然讲完后，从讲台上走下来，坐到了大家中间和我们交谈，离我距离较近。小赵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浩然，忽然“噗哧”一声乐了。浩然好像和他挺熟，就笑着问：“小赵，你笑什么？”小赵脸一红，说：“我不敢说。”浩然说：“有什么不敢的？你说。”小赵又乐了，指了指我，说：“梁老师，你看这位长得和您是否有些相仿？”

　　他这一说，浩然的目光开始注意起我来，笑着问：“哦，有些面生，是新来的？”我赶紧站起来说：“是新来的。”浩然又看了我一眼，嘿嘿笑了：“眉眼是有些相仿，只是比我年轻多了。”看到浩然这样平易近人，我没有了拘谨感，忽然冒出一句：“要是拍电影或电视剧，我可以给您当替身。”浩然说：“我哪里会演戏呀！”我说：“不是让您演戏，而是拍关于您的戏。您是著名大作家呀！”浩然摇了摇头，微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我觉得他这个微笑有些苦涩，心里有些不落忍，于是转移话题问：“刚才小赵叫您梁老师，莫非您姓梁？”浩然说：“是。我原名叫梁金广，浩然是笔名。对了，还没问你是哪里人呢？”我说是保定人。“保定？”浩然像是很激动，喊了一声，然后说，“好多年不去保定了。”我问：“梁老师去过保定？”“何止去过？我在保定住过好长时间。”

　　浩然在保定住过？我有点惊奇。浩然说：“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保定起步的。50年代我曾在《河北日报》工作过，当时省会在保定。”接着，浩然提到了保定的秀水胡同、马号、光园，还提到康濯、田间、李满天、谷峪等老一辈作家。

　　在和浩然座谈中，我提到小时候读过他的《喜鹊登枝》《杏花雨》。浩然说：“按时间推算，你读这些书时岁数还很小。”我说：“10岁读的《杏花雨》，有些内容还能背下来。”浩然一愣：“不简单不简单，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那是部短篇小说集，你能否将其中一篇的内容说一下？”我说：“有个生产队丰收了，生产队长飘飘然起来，买了新自行车兜风，最后挨了上级批评......”

　　浩然很是高兴：“你的记性真不错。还读过我什么作品？”“还读过你的《一匹瘦红马》。”听我这样说，浩然颇感奇怪，说：“你竟读过《一匹瘦红马》？我印象中这篇小说没收在上面的集子中，你是从哪里读到的？”我说：“是从1964年初中语文课本上读到的。虽然那年我刚入学，但我哥哥上了初中。”

　　我告诉浩然，那时的语文课本在文章标题后都标有两个字“精读”或“略读”。精读是必修课，略读是参考课。您的《一匹瘦红马》是精读，所以我认真地读了好几遍，说着还给他背诵了一段。浩然高兴极了，哈哈大笑着说：“不愧是保定人啊，博闻强记，令人钦佩。”

　　谈到浩然的长篇小说上。我说最喜欢《艳阳天》。浩然问：“说说看，为什么喜欢？”我说喜欢它的语言风格。如开篇第一句：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了还没续上。还有：萧长春一家人是筷子夹骨头——三根光棍，特形象特简练。不仅萧长春、韩百仲、焦淑红这些正面人物写得性格鲜明令人难忘，连马之悦、马立本等反面人物也同样写得有声有色。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它那紧凑的文章结构和生动的故事情节。第一部20多万字，竟是3天内发生的事，这简直是个奇迹。

　　听了我的话，浩然若有所思地说：“有不少人喜欢《艳阳天》，但你喜欢它的原因却别具一格，是从纯写作技巧上判别的。”我说：“不知道这个看法对不对？”浩然笑笑说：“也不能说错。”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他说他并不大喜欢《艳阳天》。之所以写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想写写好朋友萧永顺(萧长春的生活原型)，可惜没写好。

　　他说最喜欢《金光大道》，“很多人认为《金光大道》是典型的‘三突出、高大全’模式，我不回避这一点，但我的创作动机是想全景式的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因为在我之前没有人这样写过，我要写。”对于《金光大道》的内容我没有多大兴趣，就不再接浩然的话茬。

　　这时候，会议室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有几个小青年说，现在正是清明季节，浩然老师，咱们谈谈杜牧的七绝《清明》吧。浩然说，好啊，你们谁朗诵一下这首诗呢？有人提议让我朗诵，说我是客人，优先。我连连摆手：“我的保定口音太哏。你们都是北京郊区的，口音特好听，还是你们朗诵吧。”果然，浩然叫起身边一个女青年来：“小贾，你朗诵。”小贾站起来抑扬顿挫地朗诵了一遍《清明》，真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雅坤差不多。

　　朗诵后，有个小伙子问浩然，听说清朝的纪晓岚批评这首诗写得不好，啰嗦。并改成了五绝：清明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梁老师怎么看？浩然哈哈一笑说，我看头两句改得不错，后两句不大好，特别是最后一句，谁遥指杏花村？没有主语。牧童遥指杏花村，那意境就出来了。浩然说，纪晓岚改杜诗只是一种传说，史书上没记载。即便真是他改了，也是想做个文字游戏而已。

　　说到这里，他突然掏出钢笔，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拿给大家看。原来浩然把《清明》改成了个小剧本：

　　清明时节。 雨纷纷。

　　路上行人。

　　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大家热烈鼓掌。真不愧是大作家，眨眼之间就把一首诗改成了一出戏。小赵告诉我，梁老师写小说以前在老家蓟县马伸桥村写过剧本。怪不得。浩然却谦虚地说：“这不是我改的，我也是从一本书上看到的。这说明，杜牧的《清明》是一首很好的诗，不然的话，一千多年过去了，怎么能流传到现在？”

　　有几个初学写作的中学生问浩然当年第一篇文章写的是什么？浩然说，社论。我当时在蓟县青年工作站工作，看见报纸上的社论都是头版头条很醒目，就写了一篇“社论”投寄给《河北青年报》。“社论”的结局不言而喻。写“社论”不行，我又改写小说，第一个是中篇《盘山英烈传》，洋洋万言，全是废话。

　　我是小学三年级文化，老想写大部头。后来请教老作家，他们告诉我先学文化先学写小东西......今天我也这样告诉你们，文章无大小，小文章写好也不容易。作为中学生，你们应该先学会修辞、语法，学会造句、作文，这是基础。浩然说得朴实无华，几个中学生频频点头称是。

　　在座的人又陆续向浩然请教了一些写作上的问题。浩然说，我也说不好，说出来供大家参考。我自己的做法是写好一个章节后，带上初稿到田间地头念给乡亲们听。乡亲们说好，就定稿；乡亲们说不好，就再改，直到乡亲们说好为止。我心想，怪不得《艳阳天》的读者千千万万，原来浩然是用这种方法赢得读者的。他心里装着老百姓，老百姓也就喜欢他的作品。

　　文学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话谁都会说，可做起来并不容易。现在好多作家的作品读者廖廖，缺乏生活基础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些人真应该从浩然那里好好取取经。

　　浩然还说，他比较注重文章的题目。认为题目起得好，对文章的成功作用很大。好的文章题目应该有动感，好像英语中的“现在进行时”。他举了几个例子(都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章)，一个是靳以的通迅(散文？)《到三门峡去》(有的报刊为《去三门峡的工地上》，一个是谷峪的短篇小说《新事新办》，还有小小说《撞车》(浩然未提及作者，我记的好像是工人作家孟宪周)。

　　浩然说，这三篇文章的题目都在“动”，不是静止的。虽然我喜欢“动”，可惜我的文章题目却是“静”的多。《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等都是“静”的，所以自己觉得很不满意。1958年大炼钢铁时，有篇小说名字叫《去小高炉的路上》，内容从现在看当然不怎么样，但小说的写作技巧却是成功的，题目动感十足，读这篇小说就像自己行走在路上。希望初学写作者掌握这门技巧，尽量让题目“动”起来，让内容“动”起来，也让读者的眼和心都跟着“动”起来。

　　浩然认为，有的小说题目就是文章内的一句话，这一点很普遍，也不难做到，难的是有的题目是文章结尾或开头的一句话。他再次列举了前文中的两个例子。谷峪的《新事新办》，题目是最后点出来的：这件事我想明白了，这年头就得新事新办！——文章嘎然结束。《撞车》的题目则是在文章开头就点出的：撞车，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关于《撞车》，浩然说得多一些。他说《撞车》发表后，曾引发了文学界的一场大讨论。

　　《撞车》的内容其实很简单：两位工人推着小平车在街上撞在一起，吵了起来，旁人都劝不住。后来其中一位想通了，抬起头来笑了笑，向对方道了歉，文章就结束了。不少人说，这样描写太简单，连个思想斗争的过程都没有；有的人则说，撞车者是两位性格直率的工人，又是一件小事，为什么非要给他们安排一大段思想斗争？没有必要。

　　浩然把两种观点介绍完后，问我们，你赞成哪种观点？我说，应该有点思想斗争，哪怕少一点也行，太简单了给人一种突兀感，说服力不强。有个小伙子说，没有也行。我们也经常撞车，大都是一笑了之。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阵后问，梁老师，您是什么看法？浩然一乐说，看看，又把球踢到我这里了。好，我就说说自己的看法，不一定对。

　　我觉得不需要什么思想斗争。我是农民出身，看问题可能简单一些。你想，如果写一大套思想斗争过程，那就不是撞车而是撞脑袋了。甲“斗争”一阵，乙“斗争”一阵，上千字就出去了，小小说的容量有那么大吗？我在北京的街上就和人撞过自行车，互相谦让一番就各走各的了。我真的没有思想斗争过程......不等浩然说完,我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为浩然的直率、爽朗而鼓掌。他是一个作家，然而又像一个农民像一个书生，憨厚、直率、爽朗，想到就说、言无不尽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浩然还提到文章的标点符号。他说，很多年轻人写文章用不对标点符号，可又不愿意下苦功学，这是不好的。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可以给你的文章锦上添花也能使你的文章黯然失色，随之举了几个事例。

　　话题最后回到文学讲座的本身。有个女青年说，我听过很多作家的文学讲座，觉得都不如梁老师讲得好。别的作家讲得多是为什么写，写什么。而梁老师讲得则是怎样写作，多是写法、技巧。浩然说，为什么写、写什么，是个思想意识问题，当然很重要，也应该讲，但你们都听过很多次了，我再讲就是穿旧鞋走老路、用旧瓶装旧酒了，你们听着会厌烦，说不定还会把我轰下台去(大笑)。

　　在座的都是青年作家或是文学爱好者，应该懂得为什么而写、写什么：为人而写为生活而写为社会而写；写人写生活写社会。除去这些，你还能写什么？文学作品是人写的，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因而，你写的也肯定是人、生活和社会或与人、生活、社会有关的内容。

　　听了浩然这番话，我如梦初醒。现在的文学讲座不少，有些作家讲课反过来倒过去是那几句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大道理谁不懂？所以，我建议作家再讲课就该向浩然学习，从小问题入手，从细节讲起，就讲怎样写，这才是真正的讲座。

　　讲座结束时，有人提议唱几首歌轻松轻松。会议室里正好有音响、话筒和伴奏带。浩然说，好，卡拉OK一下。大家请浩然先唱，那个叫小贾的姑娘说，我听过梁老师唱歌，很好听。浩然说，我五音不全还能好听？但我喜欢唱。今天嘛，还是你们先唱，我来压轴。大家愣了一下立刻叫起好来！是啊，浩然这句话虽然是玩笑，但以他的年龄、资历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今天的“戏”他不压轴谁压轴！

　　三河县，在地理位置上尽管是北京郊区，但行政区划上属于河北省，归廊坊市所辖，于是好多人唱起了河北民歌，如《放风筝》《回娘家》等，也有唱流行歌曲的，如《大约在冬季》。我唱的是电影《地道战》插曲。最后轮到浩然，他清了清嗓子，唱了一首《妈妈的吻》。

　　果然不假，浩然的歌喉很好听，磁性，穿透力较强，而且声情并茂：“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有我可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擦干我这脸上的泪花，抚慰我这幼小的心。妈妈的吻甜蜜的吻，让我思念到如今。”待唱第二段时，全场起立和着浩然的声音一块唱了起来。

　　我离浩然较近，分明看见他唱歌时眼里噙着晶莹的泪花......唱完,浩然沉默了几分钟,像是在回忆着什么,表情很严肃。会场上的气氛有些沉闷。大概浩然觉得这种气氛与今天的座谈会不大融洽，就试图打破它。他笑了笑说，我还没有尽兴，想再给家唱一首，欢迎不欢迎啊？“欢迎！”“求之不得！”小青年们高声喊着。谁也想不到浩然竟唱了一段民间小调：“小妹妹送情郎，送到大路西，一出门碰见了一个卖梨的。有心给我的郎买上几个梨，噢，我的郎他不能吃凉呀么凉东西咿呀......”还没唱完，浩然自己竟嘻嘻地乐起来，顿时，引得整个会议室里笑声震天......

　　今年2月20日噩耗传来，浩然走完76年的生命历程，离开千千万万喜欢他作品的读者、离开千千万万崇拜他的文学爱好者而去。他身后的一千多万字的文学作品,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河，我们聆听浩然，他以自己的言行让人们再一次看到一个真诚、朴实的人。

我永远怀念这位黄土地里走出来的人民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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