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王致远

——遥寄天国之一

杨啸

    致远兄，时间过得好快！屈指算来，你离开我们已过去21个年头了。这些年来，你在天国过得好吗？

    在你去天国之前，好友李学鳌已经去了那里；在你去了那里之后，杨沫、管桦、王主玉、张长弓、浩然……等好友，也都陆续去了那里。你们在那里见面了吗？你们还像过去那样，常在一起欢乐地聚会吗？

    这些年来，我常常想起你，想起你在世时，我们亲密交往的那些情景。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和你初次见面，是浩然和李学鳌带我去你家的。那是1973年的秋天。天气不冷也不热。那时，你正在和严文井同志一起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那年5月间，我的儿童长篇小说《红雨》，在你和严文井同志的热情肯定和支持下，已经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点书出版了。

    我们是晚上到你家去的（因为你工作很忙，白天要上班）。去之前，我们已经在电话上和你约好，你在家里等着我们。我们从浩然家出发，坐公交车，在和平里你家附近的车站下了车，却不知怎么竟转了方向迷了路，围着你家附近的几栋楼房转了大半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的家。让你等得很是着急。那时还没有手机。如果是现在，用手机和你家里的电话一联系，你就会清楚地告诉我们，路该怎么走，甚至会出来接我们，就用不着那么费事了。我们到了你家，向你说了转向迷路的事，你哈哈大笑。你的笑声是那么爽朗。至今想起来，那爽朗的笑声，还清晰地回响在我的耳边。

    浩然和学鳌向你介绍了我。因为浩然和学鳌和你是好朋友，而他们俩又和我是好朋友，因此，你一下子也就把我当成了好朋友。这，我从你那眼神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叫我杨老弟，你也就亲切地称呼我杨老弟。从那以后，多少年来，你总是那么亲切地称呼我。

    那天晚上，我们谈得很高兴，很轻松，很愉快。谈话中，欢乐的笑声不断。主要是浩然、学鳌和你谈得多，我插话比较少。这也是我一贯的性格，初次见面，我总是不爱多说话；尤其是当你们几个谈兴正浓的时候，我不愿多插嘴，打断你们的话。那天，具体谈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有你那高大魁梧的身材，浓重的陕西乡音，爽朗响亮的笑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那以后，我就到你家去得多了。有时是浩然和我一起去，有时是学鳌和我一起去，有时是我自己去。后来常去的，又加上了王主玉。再后来常去的，还有高占祥（当高占祥从河北调到北京工作之后）。1974年到1975年这两年间，我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先是写电影剧本《红雨》，接着又改编电影剧本《西沙儿女》。从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前路过的，正好有一路公交车到和平里你家附近。我就常坐那路公交车到你家去。一般是吃过晚饭后去，去了，谈一两个小时，然后再乘那公交车的最后一班车，回北京电影制片厂。要不，就是星期天去。当我星期天去你那里时，常常在你那里一待就是一整天。开始，我还怕耽误你的时间，坐一会儿就要走，你总是拦住我，不让我走。其实，我心里也是不想走的，总想再和你多谈一会儿，于是也就听你的，留下来继续谈。中午和晚上，你总要留我在你家里吃饭。常常是我们正在谈着，大嫂就已经默默地把饭做熟了。饭也就是家常便饭。常常是煮面条，或者是蒸米饭。菜嘛，也是简单的一两个菜，炒鸡蛋或者炒茄子、炒豆角什么的。你从来生活简朴，反对排场。就是客人到了你家，也总是用这样的家常便饭来招待。饭菜虽然简单，但所有的朋友都会感觉得到，你的那颗心是热的。每逢我到了你那里，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话题多数都是谈文学。常常是我把正写着的，或准备写的作品讲给你听，随后就是听你帮我出主意。你总是能帮我想出很好的主意和建议来。

    1977年，我把写出的另一部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绿风》，又交给了你所主持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责任编辑杨植材同志看了，认为很好；又经过二审，也认为很好；然后交给你进行终审。你看后，也肯定了基础很好，但却提出了好多处修改意见。你从来就是这样，越是朋友的作品，越是要求严格。而且，你所提的意见，都是非常中肯、非常有道理的。你细细地、一条一条地向我谈了你的意见。我听了，感到茅塞顿开，当即表示要照你提的意见进行修改。并且对把作品进一步改好充满了信心。我借用了王主玉在沙滩《红旗》杂志社院子里闲置着的一间房子，把自己封闭起来，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改写了书稿中的七八万字。你又看了之后，这才表示满意了。很快就发了稿，于当年的11月间，把书印了出来。第一版就印了30万册。

    你为了帮助别人把作品改好，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宝贵的心血。这些作品的作者，有的是你的朋友，更多的是你素不相识的人。比如，山东的作家郭澄清，你为了帮助他把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大刀记》（上、中、下三卷）改好，你一遍又一遍地看稿子，一遍又一遍地提意见，让他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一遍不满意，两遍；两遍不满意，三遍……还有，四川王群生的长诗和长篇小说，也不知你为其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然而，对你自己的作品，却总也顾不上写，顾不上改。你的第一部长诗《核桃坡》，用了多年的业余时间写出后，一直因为没有时间修改，而你对自己的作品又要求极严，不修改得自己完全满意了，是绝不肯轻易出手的。就这样，拖了好长时间，才得以面世。《核桃坡》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和评论界的高度评价。被公认为是我国最优秀的长诗之一。广大读者和朋友们，都殷切地期待着你把长诗的第二部写出来。其实，你的第二部长诗《长歌行》，是早已构思好了的。然而，却又是一直顾不上写。我曾几次劝你，让你请上几个月的假，把《长歌行》写出来。我对你说：“你要知道，广大读者都在期待着读到你的长诗第二部。你工作是为党做贡献；写出你自己的作品，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同样是在为党做贡献。”而你总是说：“老弟，其实这我自己也知道。可是，当下手头的工作实在多，有好多别人的稿子急等着看，急等着发稿，我自己的东西实在是顾不上写。等再过一段时间，能抽出工夫来的时候，我就着手写。”就这样，还是一拖再拖。又拖了好长时间，你始终也没有请创作假，还是用业余时间，把长诗的第二部《长歌行》写了出来。这首长诗，又是受到广大读者和评论界的高度评价（高占祥同志以《诗海明珠》为题，写了六七万字的评论文章，对你的两部长诗，予以高度赞赏）。于是，朋友们又催着你赶紧写第三部（我和学鳌，就曾催促你多次）。其实，第三部的内容，甚至其中的一些诗句，你也是已经构思好了的，可以说是已经胸有成竹。但还是因为你只顾工作，抽不出时间写自己的东西，直到你与世长辞，也没有把你的第三部长诗写出来。这不但是你自己的损失，也是中国文学的损失。因为，我可以肯定地说，你的第三部长诗，也会像你的前两部长诗一样精彩，会是中国长诗中的一部杰作。这部杰作，就因为你的“公而忘私”，因为你只顾“为他人做嫁”，而未能出世，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在读者面前出现了。

    后来，你离开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到文化部新组建的文化艺术出版社去主持工作。你仍然是那么忙，仍然是只顾为别人做嫁，而顾不上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你的第三部长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流产了的。

你总是以自己善良的心去看待别人。在你的眼里，似乎这世界上就没有品质不好的人（只有那些你亲身受过其害的人，你才知道这人品质不好）。记得你已经是在文化艺术出版社主持工作，有一天，在你的家里，我碰到，你的一个副手（此人是你从外地把他调来，提拔为你的副手的），跟你谈话。那人说起话来，虚张声势，夸夸其谈，华而不实，对你说了许多在我看来并不是实事求是的恭维的话。那人走后，我对你说，我看这人有点靠不住。你却解释说，他这人，性格就是这样，让人看来有点华而不实，人品还是不错的。后来，当你离休之后，你手里再也没有权了，此人掌握了出版社的大权，立刻就脸色大变，不但对你不再尊重，并且在许多事情上，对你百般刁难。这时，你才对学鳌感叹地说：“还是杨老弟看人看得准。我以前可没有想到此人会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总是一心投在工作上，并且一心为公。对朋友，你的心是非常真诚的，情深意挚的；然而，对好朋友，你却从来并不额外照顾。在你主持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工作之后，我曾把一部寓言诗稿《蜗牛的奖杯》交给你；学鳌也把他的一部《李学鳌诗选》交给了你。你虽然认为两部稿子都是不错的；但你总是考虑到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一直把我和学鳌的稿子压在你那里，始终没有出版（正如你后来给我的信上所说，当时要出版这两部书稿，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以至到你从主持工作的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于1986年7月2日，怀着沉重的心情，给我写了如下的信：

杨老弟：

最近我在家里处理积稿。此类事，在我来说几十年都没断过。有的有了“婆家”，有的没有“婆家”，总之是日夜川流不息，因此从没有异乎寻常的感觉，可以说惯了。唯有这次却大不相同。翻开稿子或提起笔来，就产生起永别的感觉。心中不由得涌起欠债的潮头！想到老弟，我更觉得如此！近几年来，虽说是一社之长，对我弟毫无支持，未尽举手之劳！在当时，出于内部初创，举步艰难，后来又遇到出版界特殊的共同困难，总把希望寄托到明天，可是岁月不饶人，不知道自己竟老了。现在，回头一想，真是欠下很多永远难还的债！我弟《蜗牛的奖杯》，在我不安中、期待中压了好几年，现在我说什么理由都是多余的，我弟在此件事上也不必原谅我，我欠的是我认为是我老弟的债，如同学鳌，兄弟之间，欠就欠了。今日将稿件寄给你！债，我只能存在心底，永远不还了！

……

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到，你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心情不但是沉重的，而且是酸楚的。我当时读着你的这封信，心情同样是沉重和酸楚的。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我感到了你对我友情的真诚和深沉。现在，当你走了20多年后，我把你的信翻出来重新读，我的眼里由不得涌出了泪水。

可以告慰你的是，那本寓言诗集《蜗牛的奖杯》，在你走了之后，已经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90年11月出版了（由著名画家陈永镇画的插图）。并于1994年获得了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寓言评奖的二等奖。那本《李学鳌诗选》，后来也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了。

    因为你的待人真诚，因为你的热情好客，北京的朋友，或是外地到京的朋友，常在你家聚会。我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写电影剧本的那两三年，和我一起常去你家聚会的，有浩然、李学鳌、王主玉……等。记得有一次，王主玉、张长弓、贾漫和我，在你家聚会时，咱们一面喝着酒，一面作诗联句。在规定的时间内，谁接不上符合要求的诗句，就要被罚酒。那欢乐的情景，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可惜的是，没有把当时联句的诗记录下来。

后来，我离开了北京。但每逢到北京去时，总要去看望你。有时去了，你就让我住在你家。因为你工作忙，白天没有工夫；只有住在你家，到了晚上，我们才能尽兴地畅谈。往往是一谈就是大半夜。记得，有两次，我们竟一直谈到天明。

你们家那位大嫂——你的妻子，是一位朴实的农村妇女。她心地善良，勤劳简朴；她虽没有什么文化，却通情达理，待人真诚。几十年来，你们俩一直感情很好。你对我说：“她对我的工作并不懂，也不会知道我做的这工作，或是我写的书，有什么意义；可是，她知道我是个好人，相信我整天从早到晚地忙碌，也一定是在做好事。所以她就一心一意地支持我，把家务担子都挑了起来，让我放心地干我要干的事。所以我对她是很感激的。”我认识你和大嫂的时候，你们才是50岁多一点，可是，大嫂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为这，还闹过一个笑话。那是张长弓第一次到你家去，是我陪他去的。一敲门，大嫂开了门，长弓一见大嫂满头白发，竟以为是你的母亲，开口就问候：“大娘好！”我连忙接过话去说：“这是大嫂。”闹得长弓很不好意思，大嫂却平静地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表情。据说，这样的误会，在别的朋友到你家去时，也曾经发生过。所以大嫂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你和大嫂一生相亲相爱，你从来也没有嫌弃过她。由此，也可以看出你的为人，你的品德。朋友们说起这一点，都由衷地对你表示敬佩。

    1989年9月初，学鳌不幸去世。我专程到北京，去参加学鳌的遗体告别。到北京之后，我才知道，你正因为患了一场重病（据说是脑瘤）住在协和医院。参加完学鳌的遗体告别之后，我和杨植材同志一起，到医院去看你。在去医院之前，我已经想到，你肯定会问，是不是见到学鳌了？学鳌的情况怎么样？我不能把学鳌已去世的事告诉你，因为那样会让重病中的你悲痛难过而加重病情。必须对你撒一个善意的谎……我们到了医院，你正在病房里的病床上躺着。一见我和杨植材走进病房，你的眼睛立刻就亮了，马上在病床上坐起来，高兴地笑着说：“哦！杨老弟！你怎么来了？”我说：“我到北京来有点事，是找植材同志谈一部稿子。植材同志说你因病住了医院，我就和他一起到医院来看你了。”果然，你第二句话就问：“你见到学鳌了吗？他的情况怎么样？”我就按照事先想好的对你说：“我昨天刚来到北京。还没有顾上去看学鳌。听说他的病情还比较稳定。明后天再去看他。”你听了这话，才放了心。然后，兴致勃勃地坐在病床上跟我和杨植材谈起来。这天，你的精神很好。谈话，声音很洪亮。你对我说：“杨老弟！你不知道，前些日子，让这个病可把我折腾苦了！一会儿头疼得要命，一会儿恶心呕吐。一吐起来，就呕心呕肺的，那个难受劲儿，真是没法说……说实话，我被折腾得实在是有点不想活了！老弟！也许是因为你要来，是你给我带来了喜讯。昨天，一位专家给我检查后，告诉我，说我的这个病他能治好。这就给我增加了战胜疾病的信心。正好今天你们又来看我，我的精神一下子就格外好了起来。你看，我这会儿跟你们谈话，像个有病的人吗？”我说：“那太好了！要相信人家专家的话。你的病，肯定是能治好的。你这一辈子净做好事了，好人一生平安嘛！”你听了我的话，高兴地笑了。说：“老弟！这场大病，我躺在病床上，想了好多好多的事。想得最多的，是我那一直还没有写出来的第三部长诗……”随后，你就兴高采烈地跟我们讲起了你病好后，要如何抓紧时间写你那第三部长诗，如果不把这第三部长诗写出来，会是你这一生的最大遗憾。你说，你早已经把第三部长诗构思好了。当然，要把这部作品写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块硬骨头，是不会好啃的。但你已经下了决心，一定得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我说，让你少说点话，休息休息，不要累着。

你说：“没关系！我一点都不觉得累。特别是跟老弟你们说说话，我感到心里高兴，心里痛快！”

就这样，你坐在病床上，一直谈个没完没了。谈呀，谈呀，谈了差不多一个来小时。

我和杨植材见你过于兴奋，怕你太累了。只好打断你的话，起身告辞。说我如果在北京多呆几天的话，就再来看你。你这才恋恋不舍地看着我们离开了你的病房。

出了病房，我和杨植材也很高兴。相信你说的，那专家能把你的病治好。

第二天，我就离开北京，回了呼和浩特。

没想到，只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从主玉兄那里得知，在我离开北京后不久，你就与世长辞了！

我问主玉兄，为什么没有把你去世的消息及时告诉我？主玉兄说：“因为你刚刚参加了学鳌的遗体告别回去不久，不想再让你大老远地往返折腾了，所以就没有告诉你。”

就这样，在协和医院病房里的那次见面，就成了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你那兴致勃勃和我们谈话的音容笑貌，这么多年来，常常会清晰地映现在我的眼前……

                                                2010年4月22日于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