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6点，正在办公室干活，突然听到年轻的编辑兵说：“浩然是谁？”我马上问：“非常闻名的作家，怎么啦？”  

   他答，他死了。

   突然，心一跳。立刻，有一种哀伤的情绪窜上心头，我说，“我要对他表示哀悼”。

    60年代出生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浩然的，所谓“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年代，浩然，是那个时代可以读到作品的几乎唯一的一个作家了。我在电视上看过一个文艺访谈节目，是采访被称为80年代青年才俊的苏童。谈到他的阅读经历，他举出一串书名，除了毛著，苏联小说和国内战争小说，就是浩然的作品了。那几乎与我读的书一致，是啊，那个文化沙漠的年代，人民的物质和精神一样地极度贫乏。物质的匮乏尚可忍耐，而精神的饥渴几乎能把人逼疯。10来岁，正是无限渴求知识渴望了解世界了解人生的年纪，可是，能读到什么呢？什么都没有，无书可读的青少年们，真的是拣到有字的纸片都要读一读的。

    在这样的特殊时代和特殊环境下，浩然的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带给我们多少清新愉悦和崇高的感受。至今，我还记得自己当年是怎样如饥似渴阅读他的作品，清新得像来自泥土的芳香，那样朴素生动的笔法，读之如春风拂面，如此浓郁而令人陶醉，你不由得为萧长春、高大泉和乡亲们的命运而牵肠挂肚，对着这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内心充满了新农村美好未来的向往。还有诗体小说小说《西沙儿女》，多么美妙的诗意画意和文字，在那个文化沙漠的年代，真如清泉汩汩流过一个少年的心田，勾起多少瑰丽的想象啊，如醉如痴的感受！

    七十年代末，浩然一度沉寂和被冷落，他的经历也被蒙上一层浓郁的神秘色彩。文革时的“大红大紫”，带给浩然的并不全是幸运。关于他的争议很多，但我却一直相信，这个从泥土中走出的作家，决不会是无行文人。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就是他灵魂的影象，我相信,作品能彰显一个人的人格.他的作品曾滋养过整整一代人的心灵，它们是一个时代的见证，给人留下难以泯灭的记忆。即使在他沉寂的时候，我也会从书报刊中关心他近况，想了解他究竟怎样了？无疑，面对历史的巨变，他是要经过深刻反思的,那一定是剥皮蚀骨的痛。一个人生下来并不是顶着标签的，他的一切作为，怎能不与当时的政治、文化气候和生活相关联，历史地看一个人，是我们应有的态度，把帐全记在个人头上是不公允的。

    陆续看了一些相关的文章和访谈，发现文革时的“显赫”，也并没有让浩然失去作家的良知，浩然的本分和对文学的痴迷，使他不肯从政为官，他只想当一名作家。他从来没有整过人，农民的质朴和厚道，保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我敬重他的最重要的理由。 

     经过艰难的阵痛，“让苍生写、给苍生看、抒苍生情、立苍生传”，成为浩然写作的宗旨，他的《山水情》《苍生》让我们看到一个重新崛起的新的浩然。我曾在一篇采访他的文章中看到，浩然为了培养青年作者，不得不拖延乃至放弃了许多自己的创作计划。他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原计划写5部,至今只完成了《乐土》、《活泉》和《圆梦》3部。而十几年来，光是对业余作者进行指导、帮助的回信，就高达50多万字。这样的甘为人梯的老者，更加令人崇敬。

    好几年了， 一直想买一套全装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却似乎很难在书店觅其踪影。窃以为,只有深爱土地、深爱农民的人，才能写出《艳阳天》《金光大道》《山水情》《苍生》这样史诗般的作品。浩然对泥土,对父老乡亲的深挚感情，那么自然地流淌于字里行间，不由人不深受感动，也让他的读者因此而怀念着他。在那篇采访浩然的文章里，他对作者说：“我永远偏爱箫长春、高大泉这样一心为公、心里装着他人、装着群众的人。他们符合我的理想。至今我重看《金光大道》的电影，看到高大泉无私地帮助刘祥那样的家庭遭了难而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时，还会禁不住落泪。”

    为农民落泪，古稀之年仍这样心系农民甘苦的人，我们永远会记住他。

   “怀浩然正气，抒苍生真情”，愿浩然先生走好！

                       08，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