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之不去的往事

梁春水

父亲浩然离我们远去了,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整理资料时翻出了我在1991年的两则记事。

一. 父亲与农村作者陈绍谦的十年交往

（1991年2月8日）

《北京文学》1990年10月号上以头条的位置，推出“陈绍谦小小说25篇”。这在《北京文学》是从来没有过，在全国其他刊物上也是少有的。把陈绍谦这位农村作者郑重地介绍给广大读者，是父亲9月份就任《北京文学》主编以后做的第一件事。父亲与这位农村作者之间有着一段平平淡淡、延续了10年的故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父亲在北京郊区生活写作。1979年在通县的北京水暖模具厂里借了间房子写小说。到我完成学业的1980年，在县城里有了一个容我们父女安身的家。许多业余作者、文学爱好者和热心读者，也就开始在这个家里出出进进。一个工厂的书记托人捎话，说起他在平谷农村家里的一个儿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20多岁，不能剧烈地活动，于是就迷上了书，迷上了文学，又很勇敢地拿起笔来。这位父亲要为儿子找一个老师，想让儿子那不可捉摸的生命里多一些阳光。

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父亲如往常一样出去跑步。这一次他去了许久才回来，告诉我：“一直跑到铸石厂，那个有心脏病的青年来了，就住在他父亲的厂里。我去看看他。”这个青年人便是陈绍谦。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一个作家与一位农村习作者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他们书信来来往往，都是经我的手传递，十年未断。如若把它们汇合起来，便是一部“书”了。在这“书”里，我认识了农村青年陈绍谦。他很不幸，还在学说话时，就被名医院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长大了仍然体弱，做不了农村里的种种活计。在家里呆腻了，见到一本没头没尾的《艳阳天》就看起来。这之前，20岁的他没读过任何小说。 这书吸引了他，就翻来覆去地看。接着写起自己的小说，一气儿写了三、四万字，结果是无情地退稿。陈绍谦没有气馁，继续敲击着文学的大门。他说自己很幸运，帮他开门的人是浩然。从此便称浩然为老师。他又说，正在按老师的指导，放下长篇大作的写作计划，开始一心一意地阅读中外名著, 一边看一边作笔记。这样过去了一年，也许是两年，在他书写工整的信后，就时常附上几页稿纸，依然是他工整隽秀的字迹，他在试笔写小小说了。

陈绍谦有时也怀疑自己，在信里问：那些短短的、平平淡淡只有几页纸的东西能叫小说吗？下一次的信，就完全不同了，说有了老师的肯定，信心更足啦。

1984年，父亲在京郊搜集长篇小说《苍生》的写作素材。一次，他特意拐了个弯儿，到平谷县的赵家务村，那是陈绍谦生活的村子。车到村外，父亲示意司机停车，叫同行的人先进村，到陈家报个信儿，他担心自己的突然来到，让那颗不大强健的心脏承受不了。尽管做了这样的安排，陈绍谦还是兴奋得手足无措，连沏好的茶水，也忘了给老师倒上一杯。

那些年由我转交给父亲的信件中，陈绍谦的信是最准时的，不论是否有回音，都每隔一段，便有一信。有时很短，就几句问候；有时又很长，信封上贴满一排邮票。他总说，因为老师，他脆弱的生命才延续到今天，而且不是稀里糊涂地活着。时时能从老师的信、老师的书、老师任何一点消息里，获得生命的能量。他是如此的虔诚，如此的专注和执著。

那一次，他的信似乎迟到了些日子。原来他又在苦恼着自己，他说自己的小说发表了，也有获奖的，却越来越感吃力，老是收到退稿。翻看时下的刊物，就觉得土里土气的自己怕再也无法跟上。

很快，他就又有一信来，说不要老师再为他的稿子四下里去求人，去碰壁。他会按老师来信中的教诲做的，永远记着自己是农民的后代，不忘黄土地与家乡父老的养育之恩，他说家乡故土的父老兄妹，永远是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为他们而写。即便现在发不了，也一如既往。

此后，又时常有小小说寄到。我和父亲为他积攒了厚厚的一摞。一个平凡的人，记述着身边平凡人中间的平凡小事，字里行间散发着生活的气息。在有限的活动空间里，他竟能如此细心地体验感受着生活。

1990年9月，父亲出任《北京文学》主编。10月份就推出陈绍谦小小说25篇，父亲说，一两篇、一两篇地发不行，如同一滴水落入大海，无声无息。非一下子拿出25篇，不足以震动读者，还要开个会，专门讨论这个成长中的作者还不十分成熟的作品。他毫不掩饰，这一切都是为了扩大影响。不光对作者本人，也要给生活在农村的文学爱好者一个鼓舞，让他们也都有信心拿起笔。我们要看到的不是一个，而是一批人。大众文学，需要大众的参与。北京文学编辑部及主编的此举，得到人们的肯定，说他们不是在扶持陈绍谦一个人，而是在扶持一支农村作者的队伍。

1990年的12月，《北京文学》召开陈绍谦作品讨论会。会后的半个月，陈绍谦又有信来，说作品讨论会叫他更振奋。每日早早起床锻炼身体，然后一面读书一面写作。十来天里，天天都有收获，他的草稿本子上已积累了上百篇的小说素材。陈绍谦该有个飞跃了。有人说，浩然的所作对陈绍谦是“扶上马”又“送一程”。

父亲说过，一个重病缠身的农村青年，没有对人生，对生活的爱心，没有对文学的痴迷，不可能这样一步步地走过来。他是那样认认真真地对待生命，认认真真地对待文学。我们的文学事业正是靠这样的人延续发展下去。

十年来，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物质的交往，哪怕是一点点。算起来除了书与信的往来，总共四次短短的会面。他们的关系是淡淡的，又是浓浓的。

这两年，陈绍谦随家人进了城，父亲告诫他，人离开农村心不能离开，忘了生育你的黄土地，你就没了根。讨论会后，父亲想着跟平谷县领导联系，为陈绍谦回乡体验生活做些必要的安排。建议他春暖花开后，由他母亲陪伴着，能常回农村老家走走。如他老师一样，永远心系农村这片热土。许多人都希望也相信着，陈绍谦小说创作的新阶段就要开始。

上个月，我收到陈绍谦厚厚的一包书稿，很是吃惊，眼前晃过他瘦削的身影。仅仅十几天能有这样的收获？接着我惊住了，手里捧着的这厚厚的一摞，竟然是陈绍谦的遗稿。

他猝然而去留下很多遗憾：讨论会上的鼓励与肯定，诚心的建议与启发，都还没能在他将完成的小说里体现出来；他的老师浩然给他的建议也没有得以实现；一切刚刚开始，他只有34岁……

后来我又见到陈绍谦的父亲时他告诉我，因为有了文学，因为遇到了我父亲，他儿子这最后的十年活得很充实很满足，没有遗憾。

一个平淡的故事结束了，或许另一个故事正继续着。

1991.02.08于通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