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文学史评价

萨支山

    50—70年代的文学以及与之有关的一些人和事，最近一段时间，又慢慢地引起人们言说的兴趣，并引发一些不大不小的笔墨官司。比起一片死寂来，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一些史料的挖掘整理，内部档案材料的逐渐披露，都会给这一时期文学的研究带来十分重要的影响。不过，就目前大家感兴趣的话题来看，很多都集中在一些具体的人事纠纷上，比如郭小川的私生活，丁玲与沈从文，沈从文与萧乾，舒芜与胡风等等。毫无疑问，搞清这些事件的是非曲直，对于当事双方是重要的，而且对历史和文学研究也并非没有意义。但是，更多地思考、清理这一阶段的文学，比如它的文学体制，它的生产机制，在我看来却是更为重要的工作。可惜，现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看到。

浩然也有许多“公案”，先是几年前《金光大道》重版，再就是口述回忆录。
    文学史上对浩然的评价是很有意思的。作为“文革”时期为数不多的走红作家，他的一些作品如《西沙儿女》、《金光大道》，在“文革”被宣布为“浩劫”的八十年代，或被评判为“阴谋文艺”，是“适应‘四人帮’的政治需要，炮制上市”，或被认为是“深受‘四人帮’反动思想的影响，走向创作歧途”，而对“文革”前出版的《艳阳天》（第一卷1964年出版）则是有褒有贬，认为它“一时很有影响”，作家具有描写农村生活的才能，但同时小说又是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演绎（《当代中国文学概观》，P：3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这样的文学史评价体系显然是处于一种含混的状态，既有八十年代的“文学”标准，又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标准。从“文学”维度来看，“真实”是其中重要的一把标尺，而它又和意识形态上的“正确”与“不正确”紧密相连，“正确／真实”与“不正确／虚假”这样的判断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质疑。所以在九十年代，当我们还把这种文学史评价标准当作是恒久的标尺的时候，困境就出现了。1994年《金光大道》重新出版，这件事在一些人心中引起的愤怒与不安，与其说是对昔日政治梦魇重现的恐惧———同样的事件还有“红色经典”“样板戏”的再度上演，不如说是体现了整个文学史评价体系权威坍塌后的困惑。浩然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金光大道》所描写的生活情景和人物，都是我亲自从五十年代现实生活中吸取的，都是当时农村中发生过的真实情况。今天可以评价我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的高与低、深与浅，乃至正与误；可以说我们那时的做法错了，但不能说它们是假的，是编造出来的假东西。当浩然将政治正确与真实分开谈论的时候，他的确是击中了这个评价体系的要害：没有了政治正确，我们用什么来评判真实与否呢？这样，《金光大道》是否真实的问题，就永远也无法解决，而对它的评价，也不可能会有令人信服的结论。

其实，类似的争论早在多年前就发生在另一位作家柳青身上了，那次是在提倡“个人承包”的背景下讨论梁生宝的形象是否真实。不过，当时的讨论并没引起多少人关注文学史评价问题。另外，将柳青与浩然的文学史评价进行比较也会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就是在同一种评价体系下，为什么对二人的评价会有如此大的差距。褒扬《创业史》的词汇是：“史诗性”、“高度真实”、“新人典型”，这些术语的集合是一套评价系统，而以此观照，它们同样也适用于《艳阳天》，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说梁生宝是典型，而萧长春就不是；《创业史》的“创业”是真实，而《艳阳天》的“守业”就不是。而且，不少评论还庆幸柳青没有全部完成《创业史》，因为他们预计按照小说的矛盾发展线索，《创业史》同样会陷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基本模式里去，而这，正是他们批评《艳阳天》的。不过，我更愿意反过来看，就是如果这个预计真的有足够的理由，那么它恰恰证明了这两个作家、两部作品存在着巨大的共同性。

    所有这些判断的矛盾和困惑，都指向一个混杂的有裂隙的文学史评价体系，而发现混杂和裂隙，当然是清理和研究的起点。

原文网址：http://dadao.net/htm/culture/2000/1120/71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