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一把做人的尺子

星  竹

　　我是上个世纪80年代认识的浩然同志。那时候浩然在我心里的分量很重很重。他的作品和名声，就像一尊偶像，成了我心中的榜样，是一种天大地大的模样。

　　我不敢想象会和浩然同志成为朋友。无论从年龄上，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我都远远地沾不上边儿。但浩然同志喜欢农村，喜欢农村作者，这对许多苦挣苦斗，收获甚微的农村作者来说就是一件幸事了。说到农村作者，我多少是有一点冒充的。80年代初，我从海淀调到昌平文化馆工作，又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便沾了农村作者的光，从此得到了很多实惠。更没想到能和浩然同志结缘。

　　当有一天，浩然真真切切地站在我的面前时，我惊呆了，不敢想象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浩然同志，说实在的，如此见面，他把我吓住了。他穿得普普通通，留着短短的寸头，给人以憨厚的印象。一点没有作家的派头，倒是一身的朴实和土气。那是1986年的秋天，我们通过北京作协请作家来为昌平的作者讲课。作协的同志说，我们给你请浩然吧，他最爱为农村作者讲课。谁想他真的来了，而且是满怀热情地来了。

　　我握住浩然的手，望着他的寸头，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其实是什么也说不出来，心里只有惊恐，这就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大作家浩然啊！

　　浩然说：你就是星竹啊，在刊物上看过你的作品，多写多写，写得还是太少。我使劲地点头。

　　听说浩然同志来昌平讲课了，那一天，听课的人来了三四百位，教室里挤得满满的，门里门外都是人，一半人不是来听课的，而是来看浩然长得什么样子的。一点也不夸张地说，那个时候，大家能看一眼浩然，也算是一件终身的福气。浩然同志的《金光大道》早就红遍大江南北，这在那个特别的年代，无人不晓。

　　浩然坐在台子上，笑眯眯地望着台下一片乱哄哄的场面，神情自自然然的。下边却是一片议论声：

　　“这就是写《金光大道》的那个人呀，怎么像是种地的。”

　　“听说早先他就是种地的，初中毕业！”

　　“你看人家，能写出那么厚的书！砖头样，得卖多少钱啊！”

　　我在台上有些坐不稳，是怕浩然同志听了这些鸡鸡狗狗、不着边际的议论不高兴。我两手比划，让大家赶紧静下来。浩然同志却不当一回事。他还是那样笑着，看来诸如此类的话他是听得多了。

　　那一次，浩然同志显得十分激动，他不断给台下的作者们打气，鼓励大家认真创作，深入生活，写出感人的文章。每一句都是肺腑之言，从他的发言中，可以感受到，他对农村作者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慨。他甚至有些生气地说，咱们农村作者就是太老实，比起人家城市的作者，闯劲不够，也没有人家那么大的胆子。大家一定不要怕，要敢想敢做，要成大气候……

　　面对一向缩手缩脚的农村作者，浩然同志大有要帮助大家翻身的味道，恨不得替你去写稿子。这就是浩然同志对农村作者的热爱与关怀。那一次，他的讲话非常诚恳，热情高涨，他的言语感动着在座的每一个人，让大家一次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从那次之后，我便和浩然同志有了交往。那之后，他差不多每年都要来昌平。有一年，浩然提议，希望我们能与地方的企业家结合，一起促进昌平文学事业的发展。浩然的这个提议，让我们很兴奋，他主动提出，要和昌平的领导沟通，为我们促成这件事。有浩然同志作后盾，我们更来了劲，像干一件大事那样，开始认真地策划，写计划，打报告，联系企业家。

　　很快，浩然同志便和昌平县委的领导们坐在了一起，共同畅谈昌平文学如何与地方企业界联手，共同打造昌平文化的未来。

　　当时浩然同志的情绪十分激昂，饭桌上，他苦口婆心，谈了自己的想法和具体实施的方案，他还要做这个联谊会的会长，他所谈的一切都是那么诚恳，每句话都是为了农村文化事业的建设，让人感到一股春风迎面扑来，让人想到，一个蒸蒸日上，地方文艺的春天即将开始。

　　浩然同志的言行感动了在座的所有人。其实他每次来到农村，都是这么情绪激昂，都带着一种巨大的号召力，好像大手一挥，遍地便长出文学的种子。当时昌平县委的领导一口答应了浩然的提议。

　　我们很感激浩然同志对昌平作者及昌平文化的这种努力。至今我还记着他讲话时的音容笑貌，那股力量势不可挡，就像一股暖人的春风。

　　只是他走后，事情却再没有了下文。浩然同志曾经几次打来电话，询问和企业家联谊的情况，我实话告诉他现状：没有进展。电话里，我听到浩然的叹息声，口气里带满了遗憾。文学与企业的联谊，真正操作起来，永远不像文人们想象得那样简单。后来为促成这件事，浩然同志又来到昌平，但具体事情还是没有一点进展。不过，他为昌平文学发展的由衷努力，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几年后，他在为我的小说集作序时写到：“昌平是一片文学贫瘠的土地。”他的这句话是有的放矢的，却让昌平的一些领导很不爱听。但他们同样理解浩然同志的初衷，同样感激浩然同志对地方文学发展的建言献策。

　　上世纪80年代，浩然给大家的印象是精力充沛，朝气蓬勃的。他为农村作者下的力量是有目共睹的。为了扶植农村作者，他整天都在想法子，找门道，一会儿听说他去了延庆，给农村作者们讲课；一会儿又听说，他去了平谷，亲自看望农村作者。一会儿他又拉着市里某位领导去为农村作者解决职称问题。林林总总，不光是写作的事。

　　他还在河北三河，抓文联的建设，亲自任三河县《苍生文学》的主编。亲自看稿子，亲自为农村作者们点评作品……他一心想帮着农村作者翻身的事，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那些年，我总能听到浩然同志在为农村作者的发展奔走呼吁的消息。

　　1987年秋天，我听文友们说，浩然同志很想为农村作者成立一个文学院，把各区县一些能写的作者集中在一起，提高创作水平……一次会议上，我问浩然有没有这种事，他想了一下回答我说，将来如果时机生熟，就把文学院放在昌平怎样。这我才知道，他确实有这个想法。但从那之后，我再也没听到过这件事的下文，我渐渐地体会到，这是一件很难办的事。“农民作家文学院”这是多么胆大的一个设想，由此可以看出，浩然同志的心一直系在农村作者的身上。

　　也是那一年的十月，我突然接到浩然同志的来信，信的大意是说，让我把自己认为较好的作品寄给山东省的一位作家。他挑头，将来要在山东建立一个“中国农民作家的藏书馆”。这是浩然同志的又一个计划。不久，我接到这位山东作家的来信，问浩然同志是否与我提过要建“农民作家藏书馆”的事，我回信并把作品寄了过去。

　　从这些事上不难看出，浩然一直想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声誉，有系统地为农村作者们做一点实事。但一件件，一桩桩却有些孤掌难鸣。天下许多事，都不是一个人的能力能够办到的。只是浩然同志从来也不甘心这种说法。

　　在与浩然的交往中，他对我的帮助也是较为直接的。有一年在北京作协会上，浩然问我有没有稿子可以给他看看，今后有稿子就寄给他。听了这话，我反而有些恐慌，他那么忙，怎么可以挨着个地给大家看稿子？我只当作了一句客气话。半年后，遇到浩然，他说你怎么不给我寄稿子呀？这时我才当了真。手上正好有一篇儿童文学的稿子，便寄给了他。好长时间他也没有回信，几个月后，《北京文学》寄来刊物，我才知道已经发表了。两年后，这篇小说获得了“庆祝北京建国四十周年奖”。

　　在我的印象里，那些年月，浩然一直都在为我们这些农村作者牵线搭桥。只是他的热情收到的效果并不是很大，许多努力，都是属于他的一厢情愿，地方上的领导看重的是他浩然，而不是文学。浩然一来，热热闹闹，甚至轰轰烈烈，浩然一走，事情自然也就被冷落了下来。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是他的磨难。当然，这首先是他的一种奉献。一个好人的初衷。

　　浩然是一个好人，一个人能拿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为别人奔走呼吁，在这个祟尚经济利益的社会，是很难的，这大概就是一个好人的标准。浩然同志对农村作者的呵护，关心和提携是一贯性的。因此，他也得到了一些非议。

　　浩然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揣摩，在他心里似乎一直有一个看法，那就是农村作者是一个弱势群体。这种同情心深深地反映着浩然同志的慈悲心。

　　忘记了那是哪一年，不是秋天就是春天，浩然同志任《北京文学》主编时，在卧佛寺召开会议，把许多作者都招了去，共同商讨《北京文学》的办刊方向和约稿事宜。那天晚上，卧佛寺里突然停了电，到处一片漆黑。我在小院里看到浩然，他正往屋里走，叫我进屋聊聊，像是有事。

　　我进去后，看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吴光华先生坐在黑影里，屋里点了根小蜡烛，暗得连人脸都看不清。我愣了一下坐下来，不知什么事。原来浩然正和吴光华同志策划要出一套泥土丛书，是为解决北京农村作者出书难的问题。他问我发表过的小说有多少，都在什么地方发表过，获过多少奖，我大概说了一下。他让我回去后整理出二十万字，寄给吴光华同志。

　　大概是我这个人考虑问题的负面东西多，我从来不相信天上掉馅饼，一两个人的一两句话，就出一套书，我走出门时就把这事忘得干净了。

　　两个月后，接到吴光华同志的电话，让我把书稿整理一下快寄给他。我放下电话还是有些犹豫，因为同样的事在我身上发生过不只一次，人家只是说说，并不当真，就是你把稿子寄去，也常常没有下文。谁想，一个月后，浩然又打来电话，说你的书稿怎么还没到北京出版社，别人的早寄去了，这下我才感到原来一切是真。

　　我喜出望外，匆匆忙忙把稿子整理出来，送给了吴光华。到了出版社，发现吴光华的桌子上这套丛书的其他几本已经在校对了。我感到非常对不起浩然，也对不起吴光华。吴光华说，你可真沉得住气！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这套“北京泥土丛书”，浩然与吴光华同志已经奔走了一年之久，并得到北京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浩然任这套书的主编。五本书的五位作者全是来自北京郊区县的作者。听说今后还要一直出下去，这是浩然同志的提议，也是他跟吴光华同志为扶植农村作者做的一件实事。当时我们五个人都有一种找到组织的感觉，冰天雪地里，有人认领了我们。

　　书快出来后，浩然对我说，他要亲自为我的书作序，我很感激，但浩然同志却没有更多的时间和我细谈。我的稿子交得太晚了。这原因是在我，浩然却抱歉地说，要不然这样，就由着我对你的印象写吧，写到哪儿是哪儿，写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写得不好你别怪我，多多包涵。

　　我除了感激还能说什么呢，我说您就写吧，写成什么都行，我又不讲究。

　　书出来后，市委领导向几位作者的区县领导发来了贺信，还在怀柔正儿八经地开了座谈会，搞得像模像样的。浩然同志在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几十位来自乡村的作者都很兴奋，表决心一样，要把创作进行到底！

　　说到浩然给我作的序，我开始多少有些担心，心想，我们并没沟通，他会是怎么一个写法呢，能写得让我满意吗？谁想，他竟写了5000字，看后我生出敬佩之心，真是处处到位。看来，浩然对农村作者的特点和弱点都了如指掌。如果不是他平常就了解我们这些农村作者，这篇序决不会写得这么顺畅。

　　书出来后，他反而对我提出了批评，说你干吗老往外省小刊物上投稿子？就给北京的大刊物投，别怕，自己要提升自己。农村作者的缺点，就是不拿自己当回事，什么事都不敢上前，这怎么行！浩然说得极是，大多数农村作者，都是窝在自己的土地上，不敢走得太远，也不敢有多少奢望。

　　我真的按照浩然的说法去尝试了，改变了投稿方向，结果，《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等刊物都纷纷登出了我的作品。我很感激浩然，他的点拨算是指路明灯吧。有时我很想跟他报报成绩，喝点小酒，庆祝一下这小小的收获，甭管高粱豆子，地里总算长出了一茬东西。但再见面时，我却说不出口。

　　我与浩然同志通过几次信，照过几次合影，几次搬家，信全没有留住，两个人的合影也被报社刊物拿去，至今想找点什么东西出来好好看看，认真地端详端详，却是空空的，这种感觉反而更令人惆怅。不过，对浩然同志的印象却深刻地留在脑海里。他的笑容至今还在我眼前很清晰。

　　他说：“好好写，争取当个大家。”

　　他说：“做事要有勇气，要敢往大里想。”

　　他说：“你别把我看得太特殊了，有一年我提着网兜儿，到市政府去找人，大门保卫把我拦住，愣不让我进，他看我是个乡下人，我就真像乡下人进城一样，一个人坐在马路牙子上，心里又委屈又冷落。”

　　他说：“你上我家去，我给你包饺子吃。”

　　他说：“我就愿意下农村，城里总有人拿我当招牌，这摆一下，那放一下，标签一样，有时我活得也不怎么样。”

　　浩然离世前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一病几年。夜深人静，睡不着的时候，我会躺在床上怔怔地想，想浩然是个好人啊，想他怎么受这个罪，不该受这个罪的。我知道他这一生是受过一些委屈的，也有一些他说不出来但想说的话。如今他已经去了，作为他扶持过的作者，我常怔怔静静地想，是想他的这一生，想我的这一生，想与文学有关的许多人的一生，也想文学以外的事，想了半天，还是落在“人生不确定”这几个字上。其实许多事都想不明白，但有一样却深切，做个好人吧，这一辈子真诚一点，朴实一点，忍耐一点，安静一点。这，大概也是浩然同志留给我的印象和我的体会吧。

此文刊载于《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8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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