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堂不该死

浩 然

    我特别怕参加追悼会，怕写追悼文章，尤其怕追悼那些不该死得过早而又死得突然的朋友。活着的人认认真真地做这种事情，实在痛苦，不亚于让自己也经受一番死！

    五日傍晚，从学习讨论会会址回到家，老妻神情异样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件事，别着急；今儿个上午，傅之凡来了电话，说丁仁堂……”她没有把那个字说出来，我也不让她说出来：“不会，不会！你听清楚了吗？”她把大儿子接电话时的记录纸条递给我。那上边明明写着仁堂的死，我仍不信；可是心慌意乱，不知向哪儿求得一个否定这消息的依据。就在这个时候，刘绍棠来了电话，一听他那急促的声音，我就确信了那个可怕的消息。我极力吞咽着悲痛的泪水，为的是不让病中的老妻担心，为的是不让正在膝边欢乐嬉闹的小孙子看见奇怪。

    仁堂能这么早、这么突然地死去吗？

    半月前的一个清晨，他还从遥远的嫩江岸边的大安县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的《船》比《渔》写得顺利，信心很足；说秋后天凉爽了，要带上全部稿子，到北京来修订。我为他高兴，鼓励他加油，争取让“嫩江三部曲”成为优秀的代表作和传世作，欢迎他到通州镇住几天，一块儿到儒林村看看绍棠的家乡；还半开玩笑地告诉他：备下足够的“通州老窑”，由他撒欢儿地喝。……难道说，“船”未造成，“网”未开工，也不跟好朋友交待一声，他就永远地停止了生命的万里航行吗？

    仁堂比我小八个月，还不满五十岁，身体比我强壮，性格比我豁达，遇事想得开，放得下，不拘小节；而且有话就说，有火就发，从不憋在心里。所以他几乎没有任何病症，极少见他吃过什么药。去年雨后的九月八日下午，我跟吉林省文学界和出版界的朋友们话别于长春火车站。当我站在徐徐移动的车门朝大家招手的时候，见到仁堂和他的夫人蒋惠珍向我微笑致意；离开了很远，还看得见他那粗壮的身躯，特别是那张通红的大脸庞。怎么会想到，那竟成了我们的永别呢？

    我和仁堂是同时代的人，走过大体相同的路：都是由于赶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学大门朝工农打开的新时代，才有权拿起笔来，描绘我们自己的生活，述说我们想说的心里话。仁堂比我聪明有才，早在五十年代写《猎雁记》的时候，他就有意地在艺术大地上追寻自己的东西；为此他遭受无理的鞭打，仍然执拗地追寻，直至终于找到他自己！仁堂成功了。仁堂是描写东北社会主义农村生活的第一流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六十年代，他的小说选集《红叶》问世，则当之无愧地属于三十年代《生死场》、四十年代《混沌》、五十年代《开不败的花朵》这条乡土文学河流的有声有色有活力的延续。除了我无缘相识的两位东北艺术家的作品——晁楣的风光版画和王书怀的农村短诗而外，有谁的作品能像仁堂的小说那样喷发出那么浓烈的东北土地的气息？有谁的作品能像仁堂的小说那样闪耀出那么动人的东北山河的美丽？有谁的作品能像仁堂的小说那样表现出那么真切的东北民间的通俗性、艺术性和人性呢？仁堂活着的时候，没有听到对他艺术成就的公正的评价，这是许多朋友们私下里常常议论的，仁堂自己也耿耿于怀。一个月前，我曾借着给《绿野》创刊三周年写纪念文章的机会，谈了一段我对仁堂人的喜欢和对仁堂作品的赞赏的话，想对他起一点点安慰作用；可惜他没看到那浅薄的文章，就闭上了眼睛！

    我跟仁堂说的最后几句话是：作家靠作品立身于社会上，真正的优秀作品，用不着谁吹捧，自会有其生命力，而任何势力和思潮都难以压制；努力地把“嫩江三部曲”写得好上加好，争得你应当得到的声望！谁能料到，该走的路你还没走完，该写的作品你还没写完，该获得的公正评价，即使能在你身后出现，可你再也听不到、看不到了，你能够闭上眼睛吗？

    仁堂，我的好老弟，你不该死得这么早、死得这么突然哪！……

    我支撑着高血压症复发后的病体，一边流着泪水，一边艰难地写了这样一些怀念仁堂的话，寄往仁堂的第二故乡白城，寄往《绿野》；在千里之外，跟那里此时此刻正举行着的追悼会上的哀乐遥相呼应吧！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二日北京郊区通州镇急就

    发表于《绿野》纪念专号。收入《浩然选集》（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