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巴人

 

浩 然

 

一

 

    巴人同志在浙江农村惨死不久，我就闻到一点风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位同志分别把那痛心的消息传给我的。从那时候起，我就暗自打定主意：写一篇关于巴人同志的文章，来寄托我的深切怀念。

    可惜，当时不敢写，过后不便写；等到这两层顾虑都可以打消的今天，又感到不好写，也难以写好了，原因在于我对巴人同志知道得太少！

    尽管巴人同志在我步入文学之门的阶段，曾经给予我热情的扶植、无私的帮助，可以说“恩重如山”，但是我跟巴人同志并没有多么亲密的私交，在他生前与死后，我从来不曾轻率地对他以师生相称和炫耀。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极为普通的：是一位革命长者对一个后辈，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对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一位出版社编辑部领导对一个无名作者的一般来往。

    恰恰因为这样的普通和一般，才特别显示出巴人同志的高尚和热忱，表现了他对推进祖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强烈的责任心，才越发使我珍视他的扶植与帮助，使我对他永志不忘！

 

二

 

    巴人同志是我处于半文盲状态时期所知道的第一个文艺理论家。

    那时候我在基层当干部，一边学习文化，一边练笔写作。有一回下乡到别山镇，偶遇一位文化教员，发现他的桌子上摊放着一本海燕书店出版的《文学初步》，我借来阅读，开始从巴人同志的智慧的水库里吸取知识。以后，我用节省下来的伙食费，在县城里买到一本新文艺出版社印的这部著作，又重读一遍。我的理解能力很低，对那本四百九十页的厚书生吞活剥，很久都处于一种似懂非懂的状态。然而，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它给我那幼稚而又空白的头脑里印下了许多诸如“艺术起源于劳动”、“艺术作用于社会和人民”，还有“形象”、“典型”、“风格”，以及“语言艺术”等等基本知识的概念。这些，引导我朝着艺术的宫殿仰望和趋步。文学创作在我的心头神圣起来。我开始用严肃的态度对待文学创作的学习和钻研。

    当我接触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文学初步》，特别是巴人同志后来重写的《文学论稿》，像一条小船，把我携上那金色的滩头。

    为了“填出版界需要的‘空隙’”，给爱好文艺的青年提供精神食粮，巴人同志不顾艰辛，一再修改他的这部影响已经极大的作品。正如他自己所披露的那样：“一个工匠是很了解修造一所破房子的工程远比造一所新房子更为艰苦的”，因为要做“改柱换梁”般的彻底修改，“就不免搞得‘满头大汗’”。

    巴人同志的汗水没有白流。他的那部有关文学原理和知识的通俗著述，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曾经哺育了千万个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读者之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今天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中有成就的人才。他们是不会忘记巴人同志的。

 

三

 

    一九五六年秋，我从《河北日报》调到北京《俄文友好报》没几天，分得一束听报告的票。其中一张是巴人同志主讲鲁迅先生思想发展问题的。专为看一眼受过其教益、未曾见过面的巴人同志，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挤着有轨电车跑过半个城，又东扑西撞地找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可惜位子太远，只模糊地看到巴人同志的一个影子。加上我的听觉不灵敏，扩音器质量太差，对巴人同志那浓重的浙江口音简直没有听明白几句。记得，我很扫兴，跟着众人给他鼓掌的时候，甚至有些难过。

    第二年“反右”斗争中，没料想以总想写小说为罪名，我被推上检查“个人主义”的重点位子。好不容易过了关，又给列入“编余”名单，要把我分配到遥远而又陌生的山西省《太原日报》去当工业记者。

    吃过饯行的饭回到家，妻儿已经睡下。我独自在灯前苦闷呆坐，看一眼桌上堆积的书，心里忽然一闪念：我已经发表了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可不可以交给出版社碰一下运气呢？于是，我把刊载我的几篇小说的杂志找出来，匆匆地写封自我介绍信。第二天早起，我顺手抄起一本名叫《愿望》的小说，从版权页上找到作家出版社的地址，步行到东四头条，把我的“愿望”交给了收发室的一位老工人。

在等待山西调令的过程中，一天我收到一封署名“作家出版社第一编辑室”的复写信，开头第一句便是：

 

“你的短篇小说集稿《喜鹊登枝》，我们决定采用。”

 

    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做梦！

    接着又一个梦：一位名叫贾玉江的记者同事，因为同情我，而拿着出版社写给我的这封信去找报社领导，指责他们不该把我“编余”，于是我被留下了。

    另一个梦紧紧地追在后边：作家出版社打来电话，询问我愿不愿为集子写个“后记”。末了，话筒里传来令人难以相信的声音：“我叫巴人，我要当你的责任编辑……”

    我被惊呆得说不出话来。

 

四

 

    为了我的第一本小说集的出版，当时担负着作家出版社总编辑重任的巴人同志，频繁地给我写信。每当他在我那些粗糙、幼稚的文稿上改动一个字，都要写信对我说一说，不仅仅是“告知”结果，主要是为着晓我以理，让我明白某个字句为什么要更换和修饰，使我获得教益。

    书还没出版，巴人同志就给《文汇报》写了一篇题名《读稿偶记》的推荐文章。事前他没有告诉我，是贾玉江同志在翻报纸的时候发现后，兴冲冲拿给我看的。巴人同志在文章里给了我许多诚恳的鼓励，寄托了殷切的希望，最后深情地祝愿《喜鹊登枝》在不久的将来，能像个新媳妇似地出现在读者面前。

然而，“新媳妇”是不容易当的！这种艰难困惑，事后我才品到滋味儿。作为思想深远的理论家巴人同志，对青年文学作者关怀备至，因而对青年文学作者有透彻的了解，对我的下一步早有预料，并及时地写信警告我：

 

“希望你继续写。可能在你写作的再一步提高和跃进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写得更差了。但不要失却信心，突破这关，就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这些话，字字如雨，注入我的心田，对我是及时的警告，又给我以力量。后来，在创作的追求和迈越的时候，果真陷落难关，然而终于闯过。这跟巴人同志的提示是分不开的。报社的某些领导，为提防我下乡采访的时候“不务正业”偷着写小说，就把我从记者部调到编辑部。我一再要求下乡生活，却连一天的假都不给。我极为不满，也极为苦恼。有一次给巴人同志写信，就对这件事情发了一通牢骚。第二天就收到了巴人同志的回信，对我进行了十分有力的指导。他不作居高临下的姿态，不讲空泛的道理，而是同我站在一起，设身处地帮我得到切实的解脱。他写道：

 

“工作与创作，有时是会发生矛盾的，尤其是坐办公室的工作是如此……但在不能完全解决这矛盾的时候，我认为有两个办法。（一）经常下去和劳动人民多接触一些，并在我们参加劳动的制度下争取下去参加。（二）此外，以一定时间来积累生活，并在工作中多多注意关于劳动人民生产建设等等的报导（间接生活），加以深思熟虑，选其中最有意义的生活，着手创作……

 

    主意多么具体，又多么切实可行！我照巴人同志的主意做了，果然见效。

    巴人同志为了促进组织上准许我借助参加劳动的制度，获得下去生活的条件，他在给《人民文学》杂志写的一篇题为《略谈<</span>喜鹊登枝>及其它》的评论文章中，突出地谈论了我深入生活、补充生活之急需。

    我听了巴人同志的话，坚决要求下放劳动；我借了巴人同志的光，获得批准——看了他的文章的领导，也同意让我下去。于是，我如愿以偿地在山东省昌乐县生活了八个月，创作素材的仓库得到不小的充实。回京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写了《珍珠》、《蜜月》和《小河流水》三本集子中的大部分篇章。我感谢巴人同志。

 

五

 

早在给巴人同志寄《喜鹊登枝》后记稿子的时候，我凭着年轻人的热情和心气，曾在附信中写了要求跟巴人同志会面的话。巴人同志回信说：

 

“因为我社近来反浪费反保守很紧张。而我又是运动业务一手抓，实在很少时间。”

 

    看罢这句话，我极为后悔。我当时暗自思忖：巴人同志身负重任，搞领导工作，搞编辑工作，还要写作，够忙的了，不该再额外地增加他的负担；巴人同志对我是那样关怀，那样地费心帮助，不该再让他满足我不必要的要求，而浪费他的时间。我想：对自己所尊敬的人，没有比尊重他的时间更为尊重的了。

    从此以后，我再不提见面的事情。我那时家住东四十条北门仓，距巴人同志办公的朝内大街人民文学出版社，只有两站路，骑自行车用不了十分钟；距巴人同志的家同样很近。但是，在跟巴人同志有了联系以后的将近五年的时间里，我没有拜访他一次，连电话都没有主动地打过一回。

    我按照巴人同志的指导，在昌潍平原劳动生活、开掘创作源泉的时候，巴人同志却厄运临头，受到批判，主要罪名是宣扬“人性论”。我给他写信安慰，没有得到他的回音。返回北京以后，才知他已经离开文艺界，到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历史去了。

    我写信给他。他仍同以往，鼓励我继续写作，指导我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表现能力，极少谈到他蒙受的屈辱。

    到了这样的时候，我才又一次提出跟他会面的要求。

    巴人同志给我回信说：如今我的时间倒很宽余，而你会很少空隙的；我们来往密切起来，于你的处境和进步弊多利少，还是让我多看你的作品吧。

    对这个问题，我不肯再听他的话。在一个傍晚时分，我带上一本新出版的小说集，悄悄地奔到宽街，叩敲他那油漆剥落的独扇小门。

    门儿打开，我面前出现了一位老人。他的身子瘦削，脊背微驼，头发花白，两只深陷的眼睛里，闪动着掺有忧郁色彩的光亮。

    这是我跟巴人同志书来信往近五载以后第一次会面，第一次在他那小院子里的西屋坐在一起谈心。

    我和巴人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我的第一部长篇《艳阳天》出版不久。当时我确实极为忙乱，急促地敲开门，屋未进，就把签了我名字的书递给巴人同志，并说：马上要去接待外宾。

    巴人同志没有再往里边让我，就揭开书的封面，眯着眼看着，说声“出来了，有四十多万字”，随即把那书举在鼻子下，闻闻散发的油墨味儿，而后冲我微笑。

    我发现他的眼睛红了，湿润了。像我们头一次见面那样，他没让泪水流出来。

    没过多久，我到长城外的一个山村参加“四清”运动，次年回到北京，“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闹腾起来。我常常骑着自行车从巴人同志的家门口来往经过。我估计到他的处境，没有再给他写信，更没敢冒失地去看望他。每次从那儿过，都听不到里边有任何声响，也不见有人出入，特别地安静。有几次我故意跳下车子，推着慢慢地走，幻想能够赶巧碰见巴人同志从里边走出，或者从外边走进，我们就可以非常“自然”地凑到一起谈谈心，当然是最紧要的几句询问和安慰。这愿望没能实现。不久的一天下午我经过那儿，发现那独扇的、油漆剥落的小门，令人可怖可悲地贴上了封条！

 

六

 

    最后一次跟巴人同志“会面”，是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日在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会上。

    我从小道得到消息，主动打电话要求参加巴人同志的追悼会。我生平第一次去到那块专门跟死者叙旧话别的有名的地方。对那儿的环境，我一眼都不曾看过似的，留在脑海的除了一些无声的参加追悼会的人群，仅有黑幕上悬挂的巴人同志遗像。

    我默默地望着他那双智慧的、善良的眼睛，心潮起伏，想了许多许多。可惜我再不能够把这些说给他听了。他听不到了……

    我想对巴人同志说的许多话里边，有一句是感谢他。过去的交往，不论面谈还是写信，我都不曾对他说过一个“谢”字。不是我不感激他，我没觉出有必要说这类的话，仿佛他乐意扶植和帮助我，他本来就应该扶植和帮助我，一切都按照解放区兴起的老革命传统，顺理成章地做，自自然然，理所当然，极为一般和平常。只有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我才对巴人同志说出“恩重如山”的话。

最近，王克平同志从上海来信提醒我，今年七月二十五日是他父亲巴人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并希望我写一点纪念文字。他说：

 

“我也想写篇短文，但不知从何写起……虽有强烈感情，却始终不能下笔……”

 

    这些真情话，也正是我要说的。

    如今我终于下笔，写了这篇短文，但它又怎能够表达出我对巴人同志强烈怀念的万分之一呢！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北京通县

 

 

    发表于《当代》1982年第4期。收入《浩然选集》（三）、《泥土巢写作散论》。选入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迟到的怀念与思考——关于巴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人先生纪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