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爱是可以继承的

张亚凌

          91年在渭南师专就读，那时图书馆有明文规定，每次借书不能超过三本，可能是怕学生们因贪多而囫囵吞枣吧。

         透过小小的借阅窗口，可以看到里面一排排高大的书架，颇为壮观。偌大的图书馆，有时可以看到两三个工作人员，只是每次帮学生们取书的都是同一个人。

         她那时有20多岁吧，比我大不了几岁，走路时身子有点摇摆，腿脚有些不方便。大而厚的眼镜片，看起来视力很不好，似乎有眼疾，是那种看得出的明晃晃的不好看。表情很少有变化，不苟言笑。

  那时的我也是个小可怜：

肤色黑我不在乎，用我妈的话说，黑就黑，是本色，风吹日晒不折色；个子矮，矮无所谓，秤砣虽小压千斤，浓缩的才是精华；胖也没事，身体好，遇事能扛住，两天不吃都倒不下去。只是，因儿时的一场疾病，右眼彻底休息了。不工作也就罢了，还留下了难看的印记，白蒙蒙的一层，这才是让我最自卑的。

          求学生涯中，我一直是沉默的，不被人注意就不被人议论，也就不被人歧视。除了上课，连同周末，不是呆在阅览室就是带着图书馆借来的书，在学校后面的南塬上读一天。每每借书时，看到她倾斜着身子，踮着脚尖，很不方便地从高高的书架上取书就很心疼，我怕是麻烦她最多的学生吧。每次借五六本，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次“最多只能借三本”的话，从来没有。倒是听她说给别人。

         我们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她只是接过借阅卡时抬头看一眼我，是看照片与眼前的人是否一致吧，那时借阅卡不对外的。她看我时，我是一脸怯怯地讨好地笑，轻声说“麻烦了”。

          倘若借的书在书架最上层时，她就需要搬来凳子，扶着书架小心踩上去，取下来，看上去很辛苦。以至于后来每每确定了要借的书，我会想：这书在书架的哪一层，需要她踩凳子吗？有好多次我都想说，放我进来吧，我帮你利索地取书。话就在喉咙口，就在嘴边，可终究没说出来。只是每次接过她递出来的书，我会很抱歉地连声说“谢谢”。

          每次抱着五六本书从图书馆出来，都有种被人高看了几眼的错觉。抱着书，满脸得意，昂首阔步，脸庞似乎聚拢了世界上所有的阳光。看我抱出那么多的书，别人的目光是看得见的羡慕。

          或许因了她吧，我读起书来越发认真，大学毕业时一箱子读书笔记就是证明。

          我们似乎有过两次交流，都是她主动，只一句。而不善言辞的我，有些受宠若惊，只会以“嗯”作答。

          “爱看书好。”

           “注意眼睛。”

            我一直记着她对我说过的这两句话，轻轻的，好像是不经意间从她的唇边滑出，飘至我的耳畔。

          “注意眼睛。”是一个大瓶底对一个小瓶底的叮嘱，是眼睛都不明亮的人发自内心的疼惜。或许她在借阅数量上对我的例外，就源于我值得同情的外在吧。透过窗口，她看到我，再看看我罗列出的那些书目，在心里说：这小妹妹，长成那样了，幸好爱看书，看吧，看书会忘了很多。所以她就省去了例行公务的那句“不超过三本”，我选几本她就帮我找几本，满足我。

         说真的，我的贪婪第一次畅通无阻，不被人怀疑，就是在她那里。遗憾的是，直到大学毕业，我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是，她似乎一直跟着我，带着她的偏爱跟着我，以至于我也有点像她了，对孩子们有了偏爱。

         遇到班里有爱读书的孩子，我就带自己的书借给他看；遇到喜欢写作文的，我就喊他过来一起仔细地修改；遇到喜欢画漫画的，我就创造机会让她展示；遇到家里特别贫困的，我就自己掏出自己不丰满的钱包来。面对孩子们，我常常想起她，想起她就只有一个念头：你若爱，我就给你更多！

  就这样，我成了对孩子们有偏爱的老师，幸运的是我也成了被孩子们偏爱的老师。

          离开师专快三十年了，我不知自己是否辜负了她对我的偏爱，——在文学上我并不曾有什么建树。不过一直感恩于她，让我学会了不动声色地偏爱一个人。

          刊于《红山晚报》2021年10月19

715399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城关中学      张亚凌